我和安娜相熟完全是偶然。
初中在一个教室里坐了三年，一共没有说过三句话，我记得其中一句还是“借过，好狗不挡道”。她就是爱如此讲话，大家都拿她没有办法，因为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坏学生，如果刘一达代表着一座耸入云端的灯塔，那她就是深入地下的下水道。那时候她时常不来上课，在街上和其他学校的男生溜达，有时候上去扯男生的头发，很用力那种，揪住了还要晃一晃，男生就这么被她牵着，脸上还赔着笑，好像是得了某种殊荣。有一次，我被老师留下写题，写来写去却怎么也写不完，倒不是我不努力，我也想早点回家睡觉，虽然不一定能够睡着，但是至少要在我最疲劳的时候躺下，而是我不懂数学，又偏执，被一道题难到，无论如何也要想出个所以然，就算整个卷纸只得到这一道题的分数，我也在所不惜，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合算，而那天的那道题又恰巧是卷纸上的最后一道。老师看我有写到第二天一早的苗头，就说：你写完再走，明天早上给我。记得把教室门锁上。然后就走了，看来是饿坏了。我依稀听见她的话，可眼睛还是盯着那道题，心想今天咱俩只能活一个，我一直觉得一道题被破解的时候就是它的死期。打更的老头儿来敲门的时候，我已经算了四个小时，用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草纸，就在门响的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原来这道题的死穴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定理，可我偏巧觉得一张卷纸的最后一道题不应如此简单，出题者真是个心理大师啊，相对我们这帮天真的孩子来讲。我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若是刘一达或者隋飞飞或者随便一个前五名的学生来解，用不了一分钟就可以交卷，一转念，又觉得他们的心机也许比我更重，弄不好想得更复杂，也许苦头比我吃得更多，心情忽然舒畅了许多，觉得自己无意中发现了一条真理：有时候越聪明的脑袋越是脖子上的负担。
走出校门，看见路灯下面有两个男孩打在一处，一个揪住另一个的头发用拳头捶他的眼眶，打得另一个男孩一边用脚乱踢一边频频眨眼，可他的头发实在太长，使对方揪得十分趁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估计只有等对方打累了才能逃脱。安娜就站在两人近前，哈哈大笑，我担心她一口气没有舒理好就要先于打架的两个人受伤。她一度笑得蹲在地上，用手掐着腰，在笑的间歇费力地说：我让你打他的嘴，你打他眼睛干吗？打人的男孩好像恍然大悟一样，把那人的脑袋移了移，使其嘴完整暴露于灯光之下，说：宝贝，你看好了。挥拳朝那人的嘴打去，然后就是和声一般的惨叫，被打的人坐倒在地，脸上挂满了血，另一个抱着手在地上跳来跳去，看来那人脸上的血有一部分是属于这只手的。安娜笑得更厉害了，好像刚看了一出二人转一样。
我赶紧推着车贴着墙走掉。
初中毕业之后，她家又花钱把她送去了一个不错的高中，那所高中在城市的另一头，和我的高中正好在这座城市的对角线的两端，所以高中三年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偶遇过，也再没有看她笑得像那天那么开心。我几乎已经把这个人忘记，她就像是一个森林里的小兽，阴差阳错地跑到我们的笼子里转了一圈，发现无趣之后就欢快地打开锁，跑掉了。
之后我踉踉跄跄进了一所大学，虽是三流，可名字里怎么说也有大学两个字，让我爸妈的心情多少平复了一些。煮苞米的生意已经败落，他们俩又相互扶持着卖起茶鸡蛋；虽叫茶鸡蛋，可大部分是没有茶叶的，超市里卖一种类似于茶叶的调料，便宜得很，放一勺进去，一锅鸡蛋就都有了茶叶味。可他俩却偏偏不敢骗人，似乎觉得骗了人自己前半生的修行就毁于一旦了，我家的茶鸡蛋是那条街上唯一用真正的茶叶煮出来的，茶叶当然是最低等的那种红茶，成本却也比同行高出许多，我偶尔也吃几个，感觉还不如别人的好吃，这让他们俩十分沮丧。经常有人回来找他们，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的茶鸡蛋是假的，因为和别人的不是一个味儿。我劝过几次，说了些十分在理的话，可无济于事。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不在家，除了要钱的时候打一个电话，我几乎不知道家里具体是什么状况，钱还够支持多久，是不是已经有了外债。他俩的辛苦我心里清楚，已经很多年没有睡过一个有头有尾的觉，可我只有催眠自己，让自己假装什么也不知，把这该死的书念完算是拉倒吧。
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夏天，热得好像是在微波炉里，温度已经不单是能用皮肤感觉到，甚至就在眼前漂浮，远处的树都变得弯弯曲曲。课大部分时候是不去上的，老师们也知道自己的职责，一年年把课时完成，等自己渐渐老了，职称也就水到渠成地升上去。一些心理失衡，极其希望得到重视和注意的老师会偶尔点一下名，他们知道学生背地里会把他们骂得很惨，连累家人也要被人挂在嘴边，可比起他们自己的虚荣心，这些虚无缥渺的诅咒算不了什么。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老师看见我们的样子，就像坐在金銮殿上享受群臣跪下磕头一样满足。一想到大学四年就要这样混下去，我心里感觉十分惬意。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好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胡乱活个几年。
一天晚上正睡得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