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奶。我又沉默，过了一会我说，哥，你知道我二姑夫在哪吧。他说，知道。我说，你能让他回家吗？我哥说，他不回去了。我哥站起来，去了里屋，回来时手里拿了一本房证，说，我那个新房子，托人帮我卖了，把钱还了，房证赎回来，你给我妈。我接过说，你也不回去了？他说，我也不回去了。一部电影结束了，现在是广告，一个体育品牌的广告，非洲欧洲南美洲难民贵族残疾人都在使用这个牌子，他盯着看了一会说，你知道你二姑夫造过飞行器吧？我说，飞行器？他说，是飞行器，能上天那种，像个背包，他后来起名叫便携式飞行器。我说，不知道。他说，很快败了，操，怎么可能成功？飞行器？那世界不是乱了？我说，嗯。他说，你爸还帮他弄过零件。我说，我爸？他说，是，你爸，我舅，帮他偷过工厂的零件。我说，我爸还有这胆子？他说，你大姑，也借过他钱，让他弄飞行器。不知道为啥，全家人都相信他能搞出来。失败之后他又做过好多买卖。捣腾过煤，开过饭店，去云南贩过烟，还给蚁力神养过蚂蚁。我说，养蚂蚁？他说，那阵子我那屋子被他占了，全是小盒子，里头是蚂蚁，我睡在地上，有时候蚂蚁跑出来，爬到我脸上咬我。后来还办过舞蹈班，卖过安利纽崔莱，反正干过不少事情，我爸这点我是佩服的，从来都相信迟早能成功，他跟我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还有下半句。我说，下半句是啥？他说，劳动创造自由。国外有老太太七十岁还在念大学，八十岁开始创业，他觉得永远不晚。我点点头，说，哥，我不知道到底咋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我和二姑夫见一面，他回不回去，我也算是见到了真佛，回去能有个交代。他说，你能见着，今晚我们就见，说实话，要不咋说是一家人，缘分就是比旁人深，本来今天我很被动，这俩姑娘看着我，我出不去，你来了，救了我，咱们晚上出门。
之后的几个小时，他一言不发，电视上又开始播放另一部电影，是一部喜剧，他看得很认真，也不笑，我没办法，只好也看下去，里面的主人公变成了上帝，从水中走过去，惊喜地看着自己的双脚，纳闷为什么没有沉入水中。
天黑了下来，东北的冬天，晚上六点已经看不清东西。寒气像冷酷的话语，从窗户缝里渗进来。我哥没有开灯，电影终于演完了，字幕浮动，音乐响起。我哥站起来穿上衣服说，走吧。他从抽屉拿出一只金灿灿的手表，戴在手上。我们下楼，走到八哥台球厅。老板说，来了？我哥说，来了，杆儿还在吗？老板从吧台里头，拿出一支球杆。杆身淡黄色，尾部深褐色，像一束光。我哥拿在手里说，哥，陪我玩会？老板从吧台里走出来，走到后面的杂物间，拿出一支球杆，两人便开始打台球。有几人围着观看，啧啧赞叹，后来人们渐渐散去，台球社只剩我们三个人，两人还在打。一直打到深夜十一点，我哥停下说，哥，一起玩了二十年。老板说，是啊。我哥说，我走了。老板说，杆也拿走吗？我哥说，也拿走。老板从吧台拿出一个黑色的杆盒，我哥把球杆拆开，放在杆盒里，夹在腋下，领着我走了。
走到我姑的楼下，院子里一片漆黑。我哥仰头看了一会，几乎所有窗户都黑了。他指着其中一扇窗户说，那是我的屋子。我抬头看，没有看清他指的是哪个。他说，小时候我老从窗户向外望，最远就能看到这个院子。那时候老琢磨跑出去，现在一想，还是在那张小床上睡得最踏实。我说，我这次回来发现，我就在家里的床上睡觉不做梦，在外面老做梦。我哥点点头，朝窗户喊了一声，姨，李刚在吗？没人回答他。声音迅速让夜色吸走了，跟没说过一样。他转身领着我走出院子，打了一辆出租车，他对师傅说，走南五马路，到红旗广场。我说，二姑夫在红旗广场？他说，对，在红旗广场。我说，这么晚了他跑广场干吗去？他想了想，没有回答。
我的印象里，红旗广场是有灯的，但是今天没有。不知我的记忆有误，还是这个钟点我没来过，这个钟点没有。四周的老式八角灯都黑着。上面的大理石砖非常平整，比我记忆里的还要光滑。毛主席像立在正中，底下是一圈黑影。我抬头看了看主席像高举的右手，在黑暗中那手显得特别和蔼，平易近人。我哥说，据说广场过去有鸽子。我说，是吗？他说，据说有，后来不知为什么没了，可能是冷。从正面转过去，我看见在主席像的背面，有几个人，正在忙一个什么东西。我又走近前几步，看了我二姑夫。他手里拿着一个应急灯，正在指挥。他几乎没怎么变，还是那么俊朗，五官层次分明，眼窝深陷，像个洋鬼子，眼睫毛还是那么长。只是脸和脖子干瘪了，头上戴的明显是假发，露出光秃的鬓角。我听见有气泵的声音。二姑夫看见了我，走了过来。他比我高一头，身上穿着宽大的羽绒服，底下穿着白裤子，一尘不染，脚上一双单层皮鞋。他说，小峰？我说，二姑夫，好久不见了。他说，你也要去？我说，去哪？二姑夫，你一直没回家，家里人让我来找你。二姑夫笑了，说，没人找我吧，你现在怎么样？听说你出息了。我说，没出息，一个银行职员。他说，北京地铁多少条线了？我想了想说，十几条吧，记不准。他说，听说北京打个车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