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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有一天过来找我，说她的左耳有点听不见了。我们通过楼下的对讲机聊了两句，她的耳朵好像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让她上来了。她把棕色的围巾放在椅背上，摘下口罩揣进兜里。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她说。其实她就是随便一问，因为她已经从我的桌子上拿起书来。哦，毕肖普。我说，别人给的，没看。她说，那我翻翻。时间已经不早了，我看一眼闹钟，不是不早了，是已经晚上十点了。我说，你的耳朵怎么了？她说，不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一只耳朵不好用了。她用食指敲了敲右耳说，还有一只备用的。我点点头。她说，那是你女儿的披风？我说，是浴巾。她说，一只鲨鱼？我说，所以是浴巾嘛。她说，怎么你还住在这里啊，上次我来是七年前？我说，记不太清了。她说，差不多吧，毕肖普是干吗的啊？我说，一个诗人。她说，我说她是干吗的啊？我说，死时在哈佛大学教书。她说，真够可以的，你看这里说，写作这首诗的过程救了她，她当时已陷入绝望。梅斯菲索后来取消了婚约，两人相伴直至毕肖普去世。我说，我还没看到这段。她说，你瞧瞧这诗写得多肉麻，我给你念念吧。我说，好。她念到，失去的艺术不难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们并非灾祸。算了，太差劲了。我看见她的左耳流出血来，我说，你耳朵出血了。她说，没事没事。她的脸色苍白，手指尖都是白的，我说，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她说，没有没有，当初我们是怎么回事儿来着？我说，什么怎么回事儿？她说，时间很紧了，怎么回事儿来着？我说，想不起来了。她笑了说，对对对，你说我从来不给你做饭，画的你也不像。说完，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毕肖普旁边。她挥手告别时，脸冲着门，并没有看我。
等她走后，我在书桌旁坐了一会。然后起身擦净了地上的血，把她留下的纸撕碎扔进垃圾袋，然后把垃圾袋提出来系好放在门口，再套一个新的。
我看了看鲨鱼浴巾，它并不存在。Z是我的邻居，一个画家，她的丈夫和女儿上月死于车祸后，她已经来了我家七次，送给我七张她丈夫的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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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写小说之后，我常想起那个高中老师W，一个女的，个子不高，可称瘦小，不过眼眸光闪闪，如同小型探照灯。我在一本书的后记里提到过她，说她当年对我如何如何好，鼓励我写作文，那本书写得比较早，现在再看那段有点烂俗了，不过确是实情。不过时常想起她，也总有点不对，最近做梦有时也会梦见她，这就更怪了。而且在梦里，我老是向她伸出手去，好像在索要什么东西。按理说，是我欠她比较多，后来也没去看过她，管她要东西，有点不厚道，但是到底要什么呢？前两天有个记者给我发了个邮件，说，有几个问题要问我，第一个问题是我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什么，不是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是自认为的第一篇小说。这个记者也许通点弗洛伊德，这个问题没人问过。我想了想，忽然想起来，如果说是小说这个东西的话，那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写于高中，高二。我记起来了，那不是一篇作文，是一篇小说，交上去了，写了大约三千字。题目叫什么来着，啊，对，叫《白色的荆轲》，至于为什么荆轲是白色的，写了什么，忘得一干二净。我伸手向她索要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语文老师W应该拿着我的这篇小说。我有这个感觉。梦里我那么理直气壮，应该不是没道理的。我有一个通讯录，当然是在手机里，我每个月都会做一次打扫，把不需要的人删除掉。现在里面已经没有一个高中同学和高中老师的号码。不过高中没有位移，一直在那里。我便给W寄了个包裹过去，里面是两本我的书，和一个便笺，便笺上写，尊敬的W老师，您所做的一切我都感念在心，不过最重要的是请把那白色的荆轲还给我。 过了一周，包裹被退回，查无此人。无法，只好在网上查了查，学校平庸，W姓名也普通，同名同姓者多之，不过连带查到了现任校长的名字。我将包裹重又寄出，不过便笺改了改内容，询问W的去向。过了一周，我收到回音，书和便笺对方已经留下，寄给我一个新便签，上面写着：
尊敬的小说家朋友，语文教师W十二年前，也就是您毕业一年后，在校门口被一个白衣男子领走了，从此杳无音信。据说有人在西安见过她，长发过腰，双眸闪亮，斜背长剑，一闪而过。若此事对您的职业有所帮助，也算是母校对您的寒酸的支持。祝好，不要再寄任何带字的东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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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的前夫是个医生，我看过照片，相当儒雅，口袋里别着圆珠笔。我和她约会了两次，她很爱干净，来我家都自带床单和毛巾，也许是遗传了前夫的脾性。她目前没有工作，不过除了有笔遗产，她的父母都是大学中文系教授，她其实一直没工作，不怎么为钱发愁。她有一对小巧的乳房，一头利落的短发，和两本写得不错的诗集。第二次约会后，她坐在床边抽烟，跟我说起前夫的死。真是一次意外，他是心脏科医生，她说。那天我们去逛超市，你知道吧，就是7-eleven，我们俩准备买一点薯片回去看电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