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但总有一天就不掐了。玛丽提到演出过后的百乐餐时，说自己找到了从未用过的秘密配方，家长们定会围在自己那盘果冻前，一边把盘子装满，一边对那盘加了特殊食材的果冻赞不绝口。从多特房间出来后，我就一直半睡半醒，有些恍惚，于是想都没想就说到了自己带去的那道菜。
“你看没看到我用特制平底锅带去的东西呢？”我问。
“没有。”她答道，连锅里装的是什么都没问。我拍拍她的椅子，笑了起来。
“好吧，你听好，”我说，“那道甜品是以你的名义送去的。”
“我的名义？”她来劲了。
“我在锅底贴了你的名字，”我说，“不过是我自己做的。”
玛丽安静了下来，满心好奇。
“你到底做了什么？”她问。
“吉露果冻沙拉。”
“好吧，哪一种呢？”她回道。
“螺母和螺栓做的，”我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垫圈，为了这盘果冻，拉塞尔的工具箱被我洗劫一空了。”
玛丽的眼神一下子冷冰冰的，瞪了我好久。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朝杯子吹气，好像要把咖啡吹凉。我以为她会听懂我的笑话，然后放声大笑。我想，她什么反应都行，唯独别是当时那样。她一言不发，肩膀垮了下去，背驼了起来。我看着身穿奇怪花色连衣裙的玛丽，终于明白她伤心了。我知道她不会承认自己伤心了，其实她比我更渴望一场圆满的演出。她想走来走去，尝尝每位家长带来的拿手热菜，然后品头论足，她想炫耀自己的侄女演了主角。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参与到多特的生活中来，也许也是最后一次，除非来一阵狂风将她的肉铺夷为平地。可现在，她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了。
“我要走了，”她说，“肉铺的门没锁，狗没拴。”
她披上外套，走了出去。我伫立在门口，看着她的车尾灯在黑夜里渐行渐远。我几乎从未设身处地地体会过她的心情，但现在我能体会到了。她一个人坐在卡车狭小的驾驶室里，摇摇晃晃。今夜这么冷，即使戴着花哨的薄手套，她也只能单手驾驶。她要边开车边向手心哈气，两只手就这样不断交替。从我这儿到阿格斯有三英里远，路况很差，路面结了冰，坑坑洼洼，非常危险，我望着她的车小心翼翼地驶远。红色的车尾灯在远处的路口闪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观鸟店
几天来，阿德莱德都沉默寡言，从卧室的小窗望向被雨水打湿的树叶时总是一副沉思的模样。她这是在警告奥玛她要发脾气了。她不是生奥玛的气，但不管怎样，她的怒气像雨水一样越积越深，奥玛挡也挡不住。每当阿德莱德情绪失控时，奥玛就退到一旁，任她拍桌子、踢东西、骂人、砸电视，只要她能平静下来，做什么都行。
天没大亮，醒来后奥玛发现阿德莱德不在床上，便溜下楼来，暗中观察她的情绪，发现她正在餐桌旁喝着可可饮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皮肤变得苍白如纸，头发也是如此，如一圈显眼的光晕。她的嗓音依然清澈，腰肢依旧纤细柔软，四肢灵活，反应灵敏，说话铿锵有力，犀利的眼神常使来看鸟的顾客不寒而栗。现在，她身穿一件白色的宽松长袍，显得鼓鼓的，她用一支削尖的铅笔戳着盆里的一棵小翡翠木。奥玛看了一会儿，就溜上楼去穿衣服了，然后从屋后破旧的楼梯下到一楼。
屋外，草上的露水已开始蒸发，棕榈树灰蓝的叶子生机勃勃，随着晨风阵阵摇曳。几只早醒的小鸟已开始不安分了，在圆形的铁丝笼里跳上跳下，它们想展翅高飞，因翼展不同而扇两次或三次翅膀，又落到笼子的另一边。每天早上它们都要挑战笼子的极限，体验一下笼子的大小和形状，然后才老实下来，唱唱歌，吃吃食。它们的脑袋太小了，小得像表芯，虽然精准却不好使，学到的一丁点知识睡一觉就忘光了。
奥玛踏进银色的大露台。阳光透过棕榈树，洒在露台上，吸引了来参观当地景点的游客。他进去时，鸟儿都伸出爪子腾空而起，先在半空中盘旋，而后飞到固定在混凝土里的枯树枝上，磨自己的喙。铁笼有着高高的拱顶，黑色的轮廓与珠灰色的天空形成对比。院子那头，阿德莱德开始发脾气了。奥玛没回头，但阿德莱德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尖叫，这让奥玛心里很不是滋味。有时，在捕鱼船上，奥玛的朋友会把两条杂鱼穿在同一个钩子上，然后扔给海鸥。他们看着飞来的海鸥匆匆吞下杂鱼时被钩子穿住，最后糊里糊涂丧了命。这一幕让奥玛觉得他和阿德莱德也如同被恶意绑在一起的两条杂鱼，他对她的疼痛感同身受，却又无能为力。
奥玛穿过铁笼，回到喂食室。鸟儿们知道是要喂食，聚了过来，它们的眼睛如蛇眼一般明亮。它们胃口大，一天吃下的食物重量远超过自身的体重。奥玛不喜欢它们大清早闹腾，虽然它们只有这会儿看起来不是傻乎乎的。它们贪吃起来像捣蒜一样，不停地用喙啄着水果碎块和肥油。奥玛刚一转身，就听到屋里传来咣当一声，那是玻璃摔碎的声音，或许是阿德莱德把架子上的瓷器装饰品扫了下来，要不就是把厨房的酒杯架子拽倒了。不过，她从不伤害自己。玻璃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