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出事时，我会保持冷静，施予援手。他背部受伤了。我想，得固定住。我知道固定得不错。牵引治疗，打上石膏，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但他却咬紧牙关，眼珠滴溜溜地转，似醒非醒地对我笑。
“你还没走啊。”他打量着我。
“那当然。”
医生不准我碰他，我只能看着，想通过眼神传达一切。但我错了，卡尔似乎很厌恶我的同情。后来药物发挥了作用，他昏睡过去，我只好坐在边上。我在那儿看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才回自己的房间。虽然已经很晚，我还是翻看了电话簿，寻找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市的花商，看有没有商家在那个时间点还能送鲜花。
接下来的几天里，卡尔不是哼着小调，就是整天盯着天花板，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对我不怎么理睬，对周围的环境也不怎么好奇。他几乎不和我说话，但我在医院交到了别的朋友，直到今天，我还和在那儿值早班的护士保持联系。她认为卡尔精神不正常，因为他竟然那么享受住院。
“再见。”一天早晨我走进病房，对他说。他在单人病房住了一个星期，除了我之外没人来看他。我拿着帽子，手臂上搭着薄外套：“我得回家了，要不然整个阿格斯的人都会好奇我出什么事了。”
他气色很好，刚刮了胡子，皮肤红润，头发也梳了，好像打上石膏不过是一个恶作剧。
“一路顺风。”他翻着手上的杂志说。
我走出病房，想想自己的傻样就来气。我想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阿格斯的那栋房子只建了一半，我得把它建好。修房顶时，我便住在地下室，我想把房顶修好，不过并不着急。工程进展得很慢，但等到可以居住时房子真是无可挑剔。墙面抹的灰泥真材实料，落地窗是保温隔热的，架子是嵌入式的，我还安了灯泡，以便更好地展示那些藏品。地毯还没铺，厨房电器还未接电源，衣橱还没用砂纸打磨好。即便这样，我还是搬了进来。我拿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那“死去的可怜甜心”的照片。她在照片里比我买下那张照片时显得更年轻、更热切。我把照片放在客厅的架子上，照片里的她注视着没装修的白色客厅，注视着刚涂上底漆的墙壁、简易的塑料椅和落地窗。
“严格说来，”我告诉她，“这一切都是你的。”我用蔬菜汁代替酒，敬了她一杯，便继续干活。
出于自我保护，我很善于隐瞒事实，甚至忘掉事实。大多数时候我把卡尔给忘了。然而，当我去卡尔妹妹的肉铺买排骨或炖肉时，我就控制不住自己，险些说出他的名字。我想告诉她卡尔的事，我想撕下她自命不凡的面具。但我害怕她冷漠的态度、冰冷的眼神，也不喜欢她接待顾客时装模作样的耐心。我经常光顾她家，不过是因为她家店铺有阿格斯最新鲜的牛排。每一次，我都希望接待我的是塞莱斯汀，虽然她长得很高，令人生畏，而且还在顾客面前双手叉腰，但她记得住每位顾客的名字，能记住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及每周买过什么。她会问我是否喜欢上周买的自制醋焖牛肉，或者为什么不买鲱鱼了。我喜欢和她聊天。后来发生的事是我绝没想到的。
某个春日的黄昏时分，我刚从肉铺回到家，突然电话响了。
“阿格斯怎么样？”电话里的声音说。
我回答这儿很好，虽然农场主们像往年一样盼着下雨。我等着电话里的声音通报自己的姓名，不过其实他一开口我就知道是卡尔。
“我现在改卖刀具了，”他告诉我，“质量很好。明天早上我会路过阿格斯，在那儿停留。也许会去找你，找玛丽。你跟她提起过我吗？”
“从没提过！”我太震惊了，在向他描述阿格斯的路线时我结结巴巴，几次哽住。那整夜我都没睡，一直在打扫屋子。
第二天深夜，他出现了。他没有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也感到失望。我本来已经放弃了念想，所以很早就关掉了门廊灯，也换上了睡衣，外罩一件带夹层的丝绸吸烟服，穿着带穗拖鞋。当他按响门铃时，我从楼上的窗户向下看。我知道，不管来者是谁，都比卡尔来要强。
漆黑的身影难以辨认，但借着门廊下的灯光，我看见卡尔站在那里，眨着眼睛。
“见到你真好，”他终于开口，“我就站在这儿吗？你不打算请我进去？”
“进来吧！”于是，他走了进来。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到这儿的，他并没开车。几天过去了，除了推销手提行李箱里的刀具外，他此行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我问他在哪家公司工作，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其实我并不怎么在乎答案。他住着我的房子，穿着我的衣服，用我的毛巾，给自己烤面包，与我做爱，这就足够了。我以前从未想过向生活祈求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
不过，我祈求的和所期待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因此两星期后的一个下午，卡尔不辞而别，连张字条都没留，我一点也不惊讶。
我以为他终于去找玛丽了，但当我去玛丽那儿买晚餐用的肉时，并没看到他去过的迹象。我回家接着准备晚餐，因为他似乎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