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过世后两週年，我们去了罗马。这算是巧合，但同时也不是：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他必须离开纽约市，远离纽约州。或许欧文夫妇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把仪式排在这个时候——在八月底，欧洲所有人都往外地跑，我们却飞到那裡，飞向那个失去了所有嘈杂人群、所有当地动物的大陆。
那个仪式在罗马的美国学院举行，苏菲和马尔科姆都曾在那裡驻留过，所以欧文夫妇出资设立了一个鼓励年轻建筑师的奖学金。他们还协助选出了第一位得主，是一个高个子、容易紧张但可爱的年轻伦敦女子，她做的大都是暂时性建筑物，以泥土、草和纸做出複合建筑群，随著时间会缓缓瓦解。颁奖仪式宣佈了奖学金得主、颁发了奖金，此外还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弗洛拉发表了演讲。参加的除了我们，苏菲和马尔科姆在「钟模」的合伙人之外，还有也曾在罗马驻留过的理查德和杰比。仪式过后，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餐厅，他们两个住罗马时都很喜欢，理查德还带我们看了那栋建筑物有哪些牆壁是伊特拉斯坎风格，哪些是罗马风格。儘管那一餐很美好，舒适又欢乐，但也很安静，中间有一度，我记得自己抬头，才发现大家都没在吃东西，全瞪著眼睛，看著天花板、看著盘子、看著彼此，各自想著不同的事物，但我知道，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想著同样的事情。
次日下午朱丽娅午睡时，我们出门散步。我们的旅馆在台伯河这一边，靠近西班牙大台阶那一带，不过我们请司机载我们过桥到越台伯河区，走在那些又窄又暗、简直像是走廊的街道上，最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小而简洁的广场，除了阳光没有任何装饰，我们来到一张石凳前坐下。一个留著白色大鬍子、身穿亚麻西装的老人也在石凳另一头坐下，看著我们点了个头，我们也朝他点头。
我们沉默地坐在那裡许久，晒著太阳，忽然他说他记得以前跟你来过一次这个广场，还说两条街之外有一家冰淇淋店很有名。
「我该去买吗？」他问我，露出微笑。
「我想你知道答案。」我说。他站起来。「我马上回来。」他说。「瑞士巧克力口味。」我告诉他。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
我们——那个老人和我——看著他离开，然后那老人朝我微笑，我也对他笑。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其实没那麽老，大概只比我大几岁而已。我当时始终没办法（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自己想成老人。我总是讲得好像知道自己很老，我总是埋怨自己的年龄，但那只是耍宝，或是让别人觉得年轻而已。
「他是你儿子？」那老人用义大利语问，我点点头。每回被人认出我们是父子，我总是惊讶又开心，因为他和我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我认为，或该说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样子，一定有个比外形相似度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们是父子。
「啊，」那老人说，看著他走到一个转角，然后消失，「真是俊美啊。」
「是啊。」我也用义大利语回答，忽然觉得好哀伤。
那老人露出狡猾的表情，问我，或者比较像是陈述句：「你太太一定是个大美女吧？」随即咧嘴一笑，表示他在打趣，或是个恭维，因为我长相这麽平凡，却很幸运能有个美丽的太太，帮我生了一个这麽俊美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被得罪。我也对著他笑，说：「没错。」他保持微笑，一点都不惊讶。
他回来时，那个老人已经离开了（离开时跟我点了个头，拄著枴杖）。他买了一个装在甜筒裡的冰淇淋给我，还买了一杯柠檬冰沙要带回去给朱丽娅。我真希望他也买了一份给自己，但他没有。「我们该走了。」他说，于是我们起身离开。那天夜裡他很早就去睡了，次日，也就是你的忌日，我们完全没看到他，他在柜檯留了张字条，说他出去散步了，明天再跟我们碰面，说他很抱歉。于是我们也出去走了一整天，我以为有机会在路上碰到他，毕竟罗马这个城市不大，但结果没有。那一夜我们更衣就寝前，我想到自己一整天都在经过的每条街道、每堆人群中寻找他。
次日早晨，他出现在餐桌旁，看著报纸，脸色苍白，但对我们露出微笑，我们没问他前一天做了什麽，他也没主动说。那天我们只是在市区裡閒逛，三个人很不好控制，走在人行道上太宽，于是我们排成一列，每个人轮流当领队，但我们只去有名的地点、人多的地方，不会有隐祕的回忆、不曾发生亲暱的举止的景点。快到水管路时，朱丽娅望著一家小珠宝店的小窗，我们走进去，三个人把那家小店塞满，每个人轮流把她在窗外看中的耳环拿起来细瞧。那耳环非常精緻：纯金，密实而沉重，形状像鸟，眼睛处镶了圆形的小红宝石，鸟喙叼著金枝。他买下那对耳环送给她，她不好意思，但又很开心，朱丽娅向来不太戴首饰。但他看起来很高兴能送她礼物，我看他高兴也跟著开心，朱丽娅也很欢喜。那天晚上，我们跟杰比和理查德会合吃最后一顿晚餐，次日早晨我们离开，北上去佛罗伦萨，他则回纽约。
「我们五天后见了。」我告诉他，他点点头。
「好好玩。」他说，「祝你们玩得愉快。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