瞥见下方人行道上，有个男人倚着灯柱，烟在雨中缭绕而上，香烟灰烬在他帽檐的暗处忽闪忽灭。
他是在那里等我吗？
也许我太神经质，但还是走到门边检查门锁，并拴上门链。
接着我踢掉鞋子，脱去衣裤，用浴室里唯一一条毛巾擦干身子。
这间房最大的优点就是立在窗下那个旧式铸铁暖炉。我把温度调得很高，将两手放在如堤防般环绕的热气中。
我把湿衣服挂在椅背上，椅子推到暖炉旁边。
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一本基甸会《圣经》，和一本偌大的芝加哥大都会电话簿。
我趴在被压得咿呀作响的床上，匆匆将电话簿翻到D开头的部分，开始搜寻我的姓氏。
很快就找到我的姓名。
贾森·德森。地址正确。电话号码正确。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了自己家里的电话。
电话响四声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嗨，我是贾森，其实也不尽然，因为真正接起电话的并不是我，是录音机。你知道该怎么做。”
哔声尚未响起，我便挂断。
那不是我们家的答录留言。
疯狂的感觉再度逼近，恐怕会让我像胎儿一样蜷缩起来，也会让我粉碎成千千万万片。
但我将它阻挡下来，重新念起我的新咒语：我不能认为自己疯了。我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实验物理——胡扯，是所有科学——的主旨就在于解决问题。然而，不可能一次全部解决。总会有一个较大的、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大目标。可是一旦你满脑子只想到问题有多么巨大，就会茫然。
关键在于从小处着手，先专心解决你能回答的问题，开辟出一点可以站立之地。等付出努力后，如果够幸运，便有可能解开最重要的谜题。就像看一张特殊合成照片要一步步往后退，最后完整影像才会自动出现。
我必须把担忧、猜疑、恐惧跟自身隔离开来，只专注于这个问题，就像在实验室一样——一次解决一个小问题。
开辟出一点可以站立的干地。
此时困扰我的最大问题是：我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暂时还无法回答。我当然有一些大致的怀疑，可是怀疑会导致偏见，而偏见不会导向真相。
为什么丹妮拉和查理昨晚不在家？为什么我看起来好像独居？
不行，这个问题还是太大、太复杂。要缩小范围。
丹妮拉和查理在哪里？
这个问题好一点，但还要再缩小。丹妮拉会知道我儿子的下落。
所以就从这个开始：丹妮拉在哪里？
昨晚在那个不是我家的屋里，我看到墙上挂了几幅素描，那是丹妮拉·瓦尔加斯的画作。她以婚前的姓名署名，为什么呢？
我将无名指举到从窗外射入的霓虹灯光下。
婚戒的痕迹不见了。
真的曾经有过吗？
我从窗帘扯下一根松脱的线头，绑在无名指上，当作我与以往熟知的世界的实际联结。
然后又回去找电话簿，匆匆翻到V开头的部分，找到唯一一个丹妮拉·瓦尔加斯时停下来，一把将整页撕了后拨打她的号码。
听到她录在录音机上熟悉的声音让我感动，然而留言本身却让我深感不安。
“我是丹妮拉，我出门画画去了，请留言。拜。”
不到一小时，我的衣服已经暖了，也差不多干了。我梳洗、更衣后，走楼梯下到大厅。
外头街上风在吹，但雨势已歇。靠在灯柱旁抽烟的男人走了。我饿得头昏眼花。
经过六七家餐厅后才找到一家不至于让我倾家荡产的比萨店，光线明亮却脏兮兮的，卖的是巨无霸厚片比萨。店内没有地方坐，我只好站在人行道上狼吞虎咽起来，心里一边纳闷，是不是这块比萨真如我所想的有改变人一生的力量？或者是我饿到失去判断力？
丹妮拉的地址在巴克镇。我身上还剩七十五美元和一点零钱，所以可以搭出租车，不过我想行人与车流数量都显示出周五夜晚的氛围，空气中也有相当程度的能量浮动着。
我往东走，去找我的妻子。
丹妮拉住的是一栋黄砖建筑，正面墙上爬满了最近因为天气转冷而逐渐呈枯褐色的常春藤。门铃仍是老式的黄铜面板，我在第一排从下往上第二个门铃的位置，看见她婚前的姓名。
我按了三次门铃，但没有回应。
透过镶在门边高高的玻璃窗，我看见一名穿晚礼服外加大衣的女子，踩着细细的高跟鞋，咔嗒咔嗒从走廊另一头走来。我退离窗边，在门被推开时转过身去。
她在用手机打电话，随着她经过也飘过一阵酒气，看来她今晚的节目已经提早热烈展开。她快步奔下阶梯，没注意到我。
我趁着门还没关上，赶紧推门进入，然后爬楼梯来到四楼。
丹妮拉住处的门在走廊尽头。
我敲敲门，静候着。
无人应门。
我又回到楼下大厅，不知道是否应该干脆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