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是苏军炮弹把他们打死了呢，还是被德国人烧死了。老太婆是跟孙女和一头山羊一起住在地窖里的，克里莫夫穿过瓦砾堆顺着他还记得的小路朝前爬去，可是苏军夜间轰炸机在地窖所在的地方扔下一颗重磅炸弹，老太婆、小孙女、山羊、克里莫夫的衣服和裹脚布全不见了。他只是在炸裂的木头和石灰碎块之间发现一只肮脏的小猫。小猫很老实，既没有什么要求，又不抱怨，认为这轰炸声、饥饿和战火是世间正常的事情。
克里莫夫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子把小猫装进衣服口袋里。
“6—1”号楼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卡佳感到吃惊。侦察员克里莫夫在向格列科夫报告的时候，不是按规矩站着，而是跟他坐在一块儿，他们说话就像同志跟同志说话。克里莫夫抽烟就找格列科夫借火。
克里莫夫报告完了之后，走到卡佳跟前，说：
“姑娘，瞧，世界上有些事儿多可怕呀。”
她叹了一口气，感觉到他那火辣辣的眼睛在望着她，顿时脸红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小猫，放在卡佳身边的碎砖上。
这一天有十来个人走到卡佳跟前，他们都和她谈小猫，谁也没有提起那个茨冈女子的事，虽然那件事使他们心里很不安宁。有些人想坦率地跟卡佳谈谈感情问题，谈起来却用的是嘲弄和粗暴的口气。有些人干脆利落想跟她睡睡觉，谈起来却十分客气，彬彬有礼。
小猫哆嗦起来，浑身都在颤抖，看样子，是受了震伤。
老迫击炮长皱着眉头说：
“干脆把它打死好啦。”
可是他马上又说：
“你还是逮逮它身上的虼蚤吧。”
另一名担任迫击炮手的黑红脸膛的民兵琴佐夫劝卡佳：
“姑娘，把这讨厌东西扔掉吧。要是西伯利亚猫就好啦。”
工兵里亚霍夫薄薄的嘴唇，阴沉着脸，一脸凶相。只有他真正对猫感兴趣，而对报话员姑娘的美貌无动于衷。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他对卡佳说，“有沙沙声冲我来，我想，这是要落地的子弹。谁知是一只兔子。它一直跟我坐到天黑，等到安静了，它才走了。” 他说：“您虽然是姑娘，可还是知道这是侦察机在伏尔加河上飞，在打一百八十毫米的炮，在打火箭炮。兔子却很傻，什么也不知道。分不清迫击炮和榴弹炮。德国佬放照明弹，兔子就吓得打哆嗦，又没法儿给它解释。所以这些畜生都很可怜。”
她感到对方是严肃的，所以也很严肃地回答说：
“我不完全同意您的说法。比如说，狗就能认得飞机。我们驻扎在一个村子里，那儿有一条狗叫‘凯尔逊’，我们的飞机来了，它躺在那儿，连头也不抬，可是敌机一来，它立刻就找地方躲起来。它分得才清楚呢。”
空气抖动起来，因为空中响起可怕的刺耳响声，这是德国的十二筒火箭炮开炮了。炮弹轰鸣，黑烟和红砖灰混合到一起，石块到处乱飞。过了一分钟，等到灰土渐渐落下来，卡佳和里亚霍夫又继续他们的谈话，就好像他们不曾趴到地上。显然，被困孤楼里的人们的自信心也传染了卡佳。似乎他们都相信，在被打成了瓦砾场的楼房里，一切一切，包括钢铁和石头，都很脆弱，都很容易打碎，只有他们是例外。
一排机枪子弹呼啸着从他们坐的豁口旁边飞过，紧接着又是一排子弹。里亚霍夫说：
“春天我们驻扎在圣山城外。头顶上常常有子弹的啸声，却听不见枪响，真叫人莫名其妙。原来，那是椋鸟学会了模仿子弹的声音……我们有一位上尉连长也常常弄得我们惊慌起来，他学子弹声音才像呢。”
卡佳说：
“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想象战争是什么样子：孩子们在哭叫，大家都在火里，猫在乱跑。我来到斯大林格勒一看，果然就是这个样子。”
一会儿，留大胡子的祖巴廖夫走到卡佳跟前。
“怎么样，”他关切地问，“长尾巴的小家伙还活着吗？”他掀起盖在猫身上的一块裹脚布。“噢，多么可怜呀，多没精神呀。”他嘴里说着，眼睛里露出馋涎欲滴的神气。
晚上，在短时间的战斗之后，德军向“6—1”号楼的侧翼推进了一小段距离，用机枪火力切断了楼房与苏军防御阵地之间的道路。通往步兵团团部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格列科夫下令打一条通道，从地下室通向离楼房不远的一条地道。
“有炸药。”肥胖的司务长一只手端着茶缸，另一只手拿着一小块糖，对格列科夫说。
楼房里的一些人很随便地坐在基墙边的一个大坑里，说着话儿。大家都很忿怒地想着烧死茨冈女子的事，但是依然没有谁说起这事。似乎这些人对身陷重围这事漠不关心。
卡佳觉得这种镇静非常奇怪，但是这镇静却很能征服人，在这些十分自信的人中间，就连可怕的字眼“被围”，她觉得也不可怕了。等到机枪就在旁边嗒嗒响起来，格列科夫高喊“打呀，打呀，他们来啦”的时候，她也不怕了。等到格列科夫说“想用什么就用什么。手榴弹，刀，铁锹。打，打，狠狠地打”的时候，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