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得相当自如。
在告别时马林科夫说的话也使维克托感到惊异：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您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我们会感到很难过。我们十分懂得：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他完全没有料到会听到这样的话。
在见过马林科夫的第二天，他看到希沙科夫那种不安的、请求的目光，想起那一次希沙科夫在家里召开会议，不请他施特鲁姆时那种懊恼和受辱的心情，都觉得奇怪。
马尔科夫又是那样和蔼可亲了，萨沃斯季扬诺夫又说起俏皮话讥讽人了。古列维奇来到实验室里，把维克托抱住，说：
“我多么高兴呀，我多么高兴呀，您真是福星本雅明 [4] 。”
火车还在载着他奔驰。
领导人征求维克托的意见，他是否认为有必要在原有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他还乘专机去过乌拉尔，陪他前去的是一位副人民委员。为他配备了专用小汽车，柳德米拉上配给商店可以坐小汽车，有时还顺便捎上几个星期之前尽量装做不认识她的那些妇女。
凡是以前似乎很复杂、很麻烦的事，现在办起来非常容易、非常顺手了。
年轻的兰杰斯曼十分感动：科甫琴科往家里给他打电话，杜宾科夫一个钟头的工夫就给他办妥了调入维克托的实验室的手续。
安娜·纳乌莫芙娜从喀山回来，对维克托说，她的调离手续两天的工夫就办妥了，来到莫斯科，科甫琴科还派小汽车到车站去接她。杜宾科夫书面通知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说决定恢复她的工作，并且说，已经和副所长谈妥，缺勤期间的工资全部补发。
新的工作人员每餐都受到款待。他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为：从早到晚在内部食堂里转悠和吃。”可是，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是在这方面。
实验室里安装起来的新设备，在维克托看来已经很不完善了。他想，再过一年，这些设备就会使人感到好笑，就像斯蒂芬森的火车头了。
维克托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似乎十分自然，同时又完全反常。事实上，维克托的研究确实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为什么不可以褒扬呢？兰杰斯曼也是一名有才能的科学家，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芙娜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员，为什么让她在喀山闲待着呢？
同时维克托也明白，如果不是斯大林的电话，研究所里的人谁也不会称赞他的出色的研究成果，兰杰斯曼尽管有很高的才能，仍然会没有事干。
不过要知道，斯大林的电话也不是出自偶然，不是随心所欲、异想天开。要知道，斯大林就是国家，国家是不会随心所欲、异想天开的。
维克托以为，许多组织方面的事情，如招收新工作人员，做计划，定购仪器，召集会议，会占用他不少时间。但小汽车跑得很快，会议时间很短，开会也没有人迟到，他的意愿贯彻得很容易，上午最宝贵的时间他都可以用在实验室里。在这最重要的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人限制他，他可以想他感兴趣的事情。他的科学依然是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那位画家的情形。
谁也不敢侵犯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以前他可是最害怕这一点。“我真正自由了。”他惊讶地想。
维克托不知为什么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的议论，说军事工厂的原料、电力、机械都能及时得到供应，不存在拖沓问题。
维克托在心里说：“很明显，这种神话般的作风，这种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恰恰是官僚作风。为国家主要目的服务的事情，干起来就像开特别快车。官僚主义的力量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既能阻止任何运动，又能加给运动非同寻常的速度，甚至可以飞出地球引力范围之外。”
但是他现在不再常常想起在喀山的小屋里晚间的闲谈了，就是想起来心里也泰然，他觉得马季亚罗夫也不是多么出众、多么聪明的人了。现在他不再老是担心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不再老是想到卡里莫夫害怕马季亚罗夫，马季亚罗夫害怕卡里莫夫了。
一切事情不知不觉似乎变成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维克托过的日子成为常规。维克托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以前过的日子似乎成了例外。维克托对以前那种日子渐渐生疏了。阿尔捷列夫的看法未必对吧？
以前他一走进人事处，看到杜宾科夫看他的目光，就要生气，就要发急。可是杜宾科夫现在却成了一个又热心又和善的人。
他打电话给维克托，常说：
“我是杜宾科夫，想麻烦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打扰您了吧？”
他本来觉得科甫琴科是一个两面三刀、心狠手辣、见到谁害谁的阴谋家，是奉行秘密的不成文规则、丝毫不顾工作真正实质的官僚。谁知，科甫琴科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点。他每天都要上维克托的实验室里走一走，十分平易近人，很有一副民主作风，常常和安娜·纳乌莫芙娜开开玩笑，见了人都要握手问好，有时和钳工、机械师们聊一聊，说他年轻时候就在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