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神情看了看窗外：啊，还亮着呢，夜晚还没有来临。然后他神经质地、高兴地说：
“谢谢，谢谢，一切都应该谢谢。”
后来他仿佛觉得，他就要死了，要倒下去了，但是他没有倒下，而是在房里踱了一会儿。后来他看了看放在桌上的白白的信，觉得这好像是空壳子，是皮壳，毒蛇已经从皮壳里爬了出来，于是他用手在腰上和胸膛上摸了摸。没有摸到毒蛇，已经爬进去，钻进去了，正在像火一样撕咬着心呢。
然后他站到窗口。司机们在朝着去上厕所的电话员姑娘玛露霞笑。军部坦克的一名机修员从井边提来一桶水。一群麻雀在房东家牛棚门口的一堆麦秸里刨来刨去找食儿。叶尼娅对他说过，麻雀是她喜欢的鸟儿……可是他浑身就像火烧一样，就像房子着了火：梁断，顶塌，橱子倒下，家什掉落，书籍、枕头像鸽子一般在烟火中翻筋斗……
“我将终身感谢你的纯洁与高尚，但是我有什么办法，过去的生活比我强大，无法把它消灭，无法忘记……不要责备我吧，不是因为我没有错，而是因为，不论我，不论你，都不知道我的错误在哪儿……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在哭，为咱们两个痛哭。”
这算什么？……
她还哭呢！他可是满腔愤怒。真是害人虫！毒蛇！要打她的嘴巴，打她的眼睛，拿手枪把子打断这母狗的鼻梁……可是转瞬间又异常突然地出现了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帮助他，只有叶尼娅能，可是正是她，正是她害了他。于是他转脸朝着她应该从那边来看他的方向，说：
“叶尼娅，你怎么对我这样呀？叶尼娅，你听着，叶尼娅，你看看我，看看我成了什么样子啦。”
他向她伸过手去。
后来他想：为什么要这样呀，他已经毫无希望地等了这么多年了，不过她既然已经决定了，要知道她已经不是小姑娘，如果过了这么多年，后来决定了的话，就应该懂得，已经决定了呀。
过了几秒钟，他又在痛恨中寻求自我解救：“当然，当然，当我是一个代理少校，在荒山野岭上、在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流浪的时候，她是不愿意的，等我做了军长，她愿意了，她是想做将军夫人，女人呀，女人，你们都是一样。”
他马上就看出这种想法的荒谬—不对，不对，要是这样倒好呢。因为她这一去，是回到那个人那儿去，那个人就要进劳改营，就要上科雷马去，她有什么富贵可言呢？……俄罗斯妇女呀，真是涅克拉索夫的诗：她不爱我，倒去爱他……不，不是爱他，是怜悯他，就是怜悯。为什么就不怜悯我？我现在比谁都不如，所有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在所有劳改营里的、在所有军医院里的缺胳膊少腿的，都比我有福气，要是现在叫我进监狱，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要是这样，你选谁呢？选他！他和你是一种气质的，我是另一种气质的，所以她管我叫“陌生人，陌生人”。当然，就算我做了元帅，总归还是粗汉子，矿工，没有文化的人，不懂她的见鬼的画儿……他大声地、恨之入骨地问：
“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呀？”
他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手枪，在手里掂量了几下。
“我要自杀，不是因为我活不下去，是叫你痛苦一辈子，叫你一辈子……一辈子良心不得安宁。”
后来他把手枪收起来。
“过一个星期她就把我忘了。”
他也应该忘掉，想也不想，连头也不回！
他走到桌前，又看起信来。
“我的可怜的，亲爱的，我的好人！！！”可怕的不是无情，而是这些亲热的、心疼人、可怜人的话。这些话简直使人难受，甚至使人连气都不能喘。他仿佛看到了她的胸脯、肩膀、膝盖。她要去找那个可怜的克雷莫夫。
“我对自己毫无办法。”她在又挤又闷的车厢里，有人问她上哪儿去，她说：“去找丈夫。”她的眼神是亲切、温顺的，像狗眼一样，带有惆怅神气。
他在窗口望着，她是不是来找他了。两个肩膀哆嗦起来，鼻子哼哧起来，他叫起来，一面拼命憋着，压制着直往外冲的号哭。他想起来，他还叫人从方面军军需处给她弄来了巧克力糖、牛轧糖，还对维尔什科夫说过：“你要是动一动，我把你的头揪掉。”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看，我的亲爱的，我的叶尼娅，我有什么办法呀，你哪怕多少怜悯怜悯我也好。”
他很快地从床底下拖出手提箱，把叶尼娅的来信和照片拿出来，这里面有他多年来一直随身带着的照片，有最近一封信里寄的照片，有第一次给他的一张比身份证照片还小的包在玻璃纸里的照片。他用强劲有力的手指头撕起来。他又把她写的信撕成碎片，他从闪过的字里行间，从纸片上的残句，辨认着他读过几十遍的使他销魂的话，他看着她的脸、嘴巴、眼睛、脖子消失在撕碎的照片堆里。他撕得很急，很快。他越撕越感到轻松，就好像他一下子从身上把她揪了下来，把她踩得死死的，他摆脱了这个魔鬼。
他没有她也活了这么多年嘛。今后还是能活！一年后他从她身旁走过，心连跳都不会跳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