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火车都是从高加索开往巴拉绍夫的，在咱们这儿是过路车，车上人非常多，除了军人，还是军人。不过，也从高加索运来了白面包。”
斯皮里多诺夫说：
“像云彩一样朝咱们涌来了，这云彩是怎么来的？是苏联胜利了。”
他心里想，不久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还能听见德军坦克的轰隆声，可是现在已经把他们赶到几百公里外。现在战场已经是在别尔哥罗德、丘古耶夫附近，已经是在库班了。
于是他又说起在心里憋得难受的话：
“好吧，就算我是逃兵，但是，该是谁来处分我？就让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来处分我吧。我在他们面前有愧。”
薇拉说：
“老人家，那一次在您旁边坐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是斯皮里多诺夫打断她的话。今天他心里难受得实在憋不住了。他对女儿说：
“我给州委第一书记打了一个电话，想和他道道别，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保卫战时期，在所有的企业领导人中，我是唯一留在右岸的，可是他的副手巴鲁林不给我接电话，说：‘普里亚欣同志没时间和您说话。正忙着呢。’好吧，他忙着就忙着吧。”
薇拉就好像没听到爸爸的话，又说：
“那一天谢廖沙旁边坐的是托林中尉，现在那位中尉哪儿去啦？……”
她非常希望能有谁说他能上哪儿去，他可能还活得好好儿的，正在打仗呢。
假如能听到这样的话，她今天苦恼的心也许会多少得到宽慰。但是爸爸又打断她的话，说：
“我对他说，你也知道，我今天要走啦。他却对我说，好吧，那您就写信吧，有什么话就在信里说吧。好吧，去他妈的吧。来，再喝一杯。咱们在这儿喝酒是最后一次了。”
他端起酒杯，朝着安德列耶夫：
“老人家，过去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多多担待。”
安德列耶夫说：
“瞧你说的，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这儿的工人阶级都舍不得你。”
斯皮里多诺夫干了一杯，沉默了一会儿，就好像沉进了水里。后来就喝起汤来。饭桌上静下来，只能听到吃烙饼的声音，再就是斯皮里多诺夫用汤匙喝汤的声音。这时候小米佳哭了起来。薇拉连忙站起来，走到孩子跟前，把他抱起来。
“弗拉基米罗芙娜，您吃饼呀。”娜塔莉亚像祈求活命一样，恳切地小声说。
“我一定吃。”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斯皮里多诺夫带着得意、醉意和幸福的果断神气说：
“娜塔莉亚，我当着大家的面对您说。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干，还是回列宁斯克把孩子带上，上乌拉尔我们那儿去。咱们在一块儿，在一块儿要好过些。”
他想看看她的眼睛，可是她把头垂得低低的，他只能看到她的额头和好看的黑眉毛。
“老人家，您也上我们那儿去吧。在一块儿要好过些。”
“我还上哪儿去？”安德列耶夫说。“我没有多少劲头儿活了。”
斯皮里多诺夫很快地打量了一下薇拉。薇拉抱着小米佳站在桌旁，在哭。
这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他就要离开的房屋的墙壁，这时他的揪心的痛苦，因为被撤职，失去荣誉和心爱的工作而勾起思绪，使他快要发疯、气得他不能为保卫战胜利而高兴的处分，他的懊恼和耻辱—这一切顿时全都消失，全都失去意义。
这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岳母，他一直热爱又永远失去了的妻子的母亲，吻了吻他的头，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的好孩子，生活还在前头。”
因为从傍晚就生起炉子，整整一夜木屋都很闷热。
一位寄居的女子和昨天刚刚从军医院来她这儿度假的伤员丈夫几乎一夜没有睡。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为的是不吵醒房东老大娘和睡在大箱子上的小姑娘。
老大娘很想睡着，可是睡不着。她生气的是，女房客和丈夫说话的声音很小—这倒是影响了她，她不由得用心听起来，尽可能地把她听到的一些个别的词儿联系起来。
也许，如果他们说话声音大一些，老大娘多少听一会儿，也就睡了。她甚至想敲敲板墙，说：
“你们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小，怎么，有什么好听的事儿吗？”
老大娘有好几次听出完整的句子，后来声音小得又听不清了。
那名军人说：
“我从军医院里来，就连一块水果糖也没办法带来。不用说在前方了。”
“我呀，”女房客说，“也只能拿素油炒土豆招待你。”
后来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很小了，一点也听不清了，后来好像女房客哭了。
老大娘听到她说：
“这是我的爱情把你保住了。”
“哼，这坏小子！”老大娘在心里把军人骂了一句。
老大娘迷迷糊糊睡了几分钟，显然是打起鼾来，所以说话的声音大些了。
她醒了过来，仔细听起来，听清楚了：
“皮沃瓦罗夫给我往军医院里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