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在路上吃。她一大早就背着木柴和面粉上工人村一个熟识的妇女家里去，那一家有一座俄式炉子，她就在那儿做馅，和面。她在厨房里忙活得满脸通红，显得分外年轻、标致。她不住地照着小镜子，笑着，自己的鼻子和腮上沾了不少面粉，可是等那个熟识的妇女一走出厨房，她就哭了起来，泪珠子扑簌簌往面团上落。
那个熟识的妇女发现她掉眼泪，就问道：
“娜塔莉亚，你怎么哭呀？”
娜塔莉亚回答说：
“我跟他们处惯了。老奶奶挺好，我也舍不得那个薇拉，也舍不得她那没有父亲的小孩子。”
女主人细心听完了她的解释，说：
“娜塔莉亚，你不说老实话，你不是因为老奶奶哭。”
“不，我是因为老奶奶。”娜塔莉亚说。
新站长答应让安德列耶夫走，但是要他再在斯大林格勒发电站待五天。娜塔莉亚说，这五天她要陪公公一起过，然后她就上列宁斯克到儿子那儿去。
“以后会知道，咱们下一步上哪儿去。”她说。
“以后你怎么就会知道？”公公问道。但是她没有回答。
大概就是因为什么也不知道，她才哭。安德列耶夫老头子不喜欢儿媳妇对他表示关怀。她觉得，他可能还记着她和婆婆争吵，对她还有意见，不肯原谅她。
到吃午饭的时候，斯皮里多诺夫回家来了。他说了说在机械车间和工人们告别的情形。
“就是在家里，整个上午来看你的人就像朝圣一样，”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五个一批，六个一群，不断地来找你。”
“这么说，都收拾好啦？卡车五点钟准时开到。”他笑了笑。“感谢巴特罗夫，他还是派了车。”
事情都交代了，东西都收拾好了，可是斯皮里多诺夫的醉态和神经质的紧张依然没有消失。他开始重新收拾皮箱，重新整理包裹，似乎他急不可待地要走。不一会儿，安德列耶夫从邮局回来了，斯皮里多诺夫问他：
“怎么样，有没有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电缆的电报？”
“没有，什么电报也没有。”
“哎呀，这些狗东西们在捣蛋呢，要不然到五月就可以开始送电了。”
安德列耶夫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您的身体还不行，怎么能走呀？”
“没什么，我能行。再说，有什么办法，这又不是在果戈理大街自己家里。这儿已经有油漆工来过，看过了，要把房子修一修给新站长住呢。”
“真是太不讲情理了，他就是等一两天也好哇。”薇拉说。
“他怎么算是不讲情理？”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总要过日子呀。”
斯皮里多诺夫问：
“饭做好了吗，还等什么？”
“等娜塔莉亚烙的饼。”
“啊，要是等烙饼，咱们就要耽误上火车了。”斯皮里多诺夫说。
他不想吃饭，但是他还留了酒准备在告别席上喝，他非常想喝酒。
他一直想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看，哪怕在那儿待几分钟也好，但是不大合适，因为巴特罗夫正在召开各车间主任会议。他因为感到苦恼，越来越想喝酒。他不住地摇头：咱们要赶不上车了，赶不上了。
这种怕误车的心情，焦急等待娜塔莉亚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使他感到愉快，但是他怎么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感到愉快；他也没有想起来，战前他准备和妻子上戏院的时候，就是这样不住地看表，焦急地说：“咱们要赶不上了。”
他今天很想听到有关自己的好话，因此心情更坏了。于是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为什么要舍不得我这个逃兵和胆小鬼？还有，恐怕我是毫不要脸，才希望得到参加保卫战的奖章。”
“真的，咱们不等了，吃饭吧。”弗拉基米罗芙娜看到斯皮里多诺夫很不自在，就说。
薇拉把一锅菜汤端了来。斯皮里多诺夫拿来一瓶酒。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都不想喝酒。
“没关系，咱们都像男子汉一样，痛痛快快喝两杯吧，”斯皮里多诺夫说过这话，接着又说，“也许，咱们还是等一等娜塔莉亚？”
恰好在这时候，娜塔莉亚提着篮子走了进来，把一摞一摞的烙饼放到桌子上。斯皮里多诺夫给安德列耶夫和自己各斟了满满的一杯酒，给娜塔莉亚斟了半杯。
安德列耶夫说：
“去年夏天咱们就是这样在果戈理大街弗拉基米罗芙娜家里吃烙饼。”
“看样子，这些饼子一点也不比去年的饼子差。”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那一次吃饭的有多少人呀！可是现在只有外婆，你们两位，再加上我和爸爸了。”薇拉说。
“咱们已经把斯大林格勒的德国佬打垮了。”安德列耶夫说。
“伟大的胜利！可是人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接着又说：“多喝点儿汤，到路上咱们就只能吃干的，接连几天吃不到热的东西了。”
“是啊，路上是很辛苦的，”安德列耶夫说，“上车也很难，连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