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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不能理解“失去自由”这句话的全部意义。但他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生物，他的一切都应当改变，因为他已经失去自由。
他的眼前发黑……他要去找谢尔巴科夫，去找党中央，他还可以去找莫洛托夫，不把这个坏蛋中校枪毙，决不罢休。你们打电话吧！就打电话给克拉辛吧。要知道，斯大林都听说过我，知道我的名字。斯大林同志有一次问日丹诺夫同志：“这是哪一个克雷莫夫，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克雷莫夫吗？”
可是克雷莫夫马上就觉得脚下是深深的泥潭，他就要陷进又黑、又黏、又稠的无底泥潭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比德国的装甲部队更厉害的力量向他扑来。他失去了自由。
叶尼娅！叶尼娅！你看见我吗？叶尼娅！瞧瞧我吧，我遭殃了！我太孤单了，没有人理睬我了，你也不睬我了。
一个坏蛋打了他。他神志模糊，气得手指头都打哆嗦，真想朝特别科的坏蛋扑过去。他过去对宪兵、对孟什维克、对他审讯过的党卫军军官都没有这样痛恨过。
在打他的人身上，克雷莫夫人看到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克雷莫夫，也就是当年那个看到共产党宣言上那句激动人心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兴奋得流泪的孩子。这种相近的感觉才真正可怕。
三
天色渐渐黑了。有时这狭小囚室的难闻空气中充满斯大林格勒激战的隆隆声。也许是德国人在攻打着保卫正义事业的巴秋克和罗季姆采夫的部队。
过道里偶尔有走动声。大囚室的门不时打开。那里住的是逃兵、叛徒、趁火打劫的人、强奸犯。他们常常要求上厕所，看守的士兵在开门之前，总要和他们争吵老半天。
把克雷莫夫从斯大林格勒的河边押来的时候，让他在大囚室里待了一阵子。谁也没有注意这位袖子上还带有红星的政委。他们关心的只是有没有带纸，好让他们卷烟卷儿。这些人所想的只是吃，抽烟，满足身体需要。
是谁，是谁控告他？多么痛心啊，知道自己无罪，同时却又觉得犯了弥天大罪，吓得浑身发冷。罗季姆采夫的管道，“6—1”号楼的瓦砾，白俄罗斯的沼地，沃龙涅日的冬天，斯大林格勒的渡河—一切幸福的、愉快的事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他现在真想上外面去走走，抬起头看看天空。去看看报纸。刮刮胡子。给弟弟写封信。他想喝杯茶。他还要归还他借来的一本书。看看表。洗洗澡。到箱子里去拿一块手帕。可是他什么也不能了。他失去了自由。
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被押出大囚室，来到过道里，警备队长骂看守的士兵说：
“我对你说得很清楚，你他妈的为什么把他塞到大房间里？哼，你糊里糊涂，想上前线是不是？”
等警备队长一走开，看守的士兵对克雷莫夫发牢骚说：
“经常是这样。单人囚室总不得空闲！他自己说过，要把该枪毙的关在单人囚室里。如果我把您关进去，该把他关到哪儿去？”
一会儿克雷莫夫就看到几名士兵从单人囚室里押出一名判处枪决的犯人。犯人那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贴在凹进去的狭窄的后脑上。他可能有二十岁，至多二十五岁。
克雷莫夫被带进空出来的单人囚室。他在幽暗中依稀看到小桌子上有一只饭盒，还摸到旁边有一只用面包瓤捏成的小兔子。看样子，这是犯人刚刚捏成的：面包还是软和的，只有兔子的两只耳朵有点儿硬了。
渐渐静下来……克雷莫夫半张着嘴，坐在铺上，睡也睡不着：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但是被打昏了的头不能思考，鬓角疼得厉害。头脑里一阵阵长浪，在旋转，奔腾，震荡，想镇定也镇定不了，想什么都想不成。
夜里过道里又有嚷嚷声。值班的士兵在呼唤领班的班长。靴子的踢跶声。克雷莫夫听出警备队长在说话：
“把他妈的那个营政委带出来，让他在警卫室里坐一会儿。”
又补充说：
“重大事故就是重大事故，上级早晚会知道的。”
单人囚室的门开了，一名士兵喊道：
“出来！”
克雷莫夫走了出来。过道里站着一个光着脚、只穿着衬裤的人。
克雷莫夫这一生见过很多可怕的东西，但是他一看到这张脸就觉得，比这张脸更可怕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张脸很小，带有肮脏的黄斑。一张脸在可怜地哭着，那皱纹、哆哆嗦嗦的腮和嘴唇都在哭，只有眼睛没哭。不过最好别看那双可怕的眼睛，那眼睛的神情也是极其可怕的。
“走吧，走吧。”士兵催促克雷莫夫说。
到了警卫室里，这名士兵对克雷莫夫说了说发生的重大事故。
“警备队长说要送我上前线，实际上在这儿还不如上前线，在这儿人的神经快要错乱了……把一名故意自伤的弟兄拉出去枪毙。他开枪透过一个大面包打伤了自己的右胳膊。把他枪毙了，用土埋上，可是夜里他又活了过来，又回到我们这儿。”
他对克雷莫夫说话，尽可能既不称“您”，也不称“你”。
“他们搞得太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