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开始之前几天，克雷莫夫来到第六十四集团军的地下指挥所。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的副官坐在写字台前就着鸡汤吃饼子。副官放下调羹，叹了一口气，从这口气可以听出来，鸡汤滋味太美了。克雷莫夫的眼睛都湿了，他忽然极其强烈地希望就着白菜汤吃一块饼子。
在布幔后面，副官禀报过以后，就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会儿，克雷莫夫听到他已经熟悉的嗄哑的声音，不过这一次那声音不高，克雷莫夫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副官走出来，说：
“军委委员不能接见您。”
克雷莫夫惊讶地说：
“我没有要求接见。是阿勃拉莫夫同志叫我来的。”
副官看着鸡汤，没有作声。
“这么说，是改变主意了？我真不明白。”克雷莫夫说。
克雷莫夫出了地下指挥所，顺着一条干沟朝伏尔加岸边走去，军队报纸的编辑部在那儿。
他走着，因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召唤，因为自己见到别人吃饼子就眼馋，心里十分懊恼，一面倾听着库波罗斯山沟那边传来的零乱的、懒洋洋的炮声。
有一位头戴军帽、身穿军大衣的姑娘朝作战科走去。克雷莫夫朝她打量了一眼，在心里说：“真漂亮！”
他的心又因为习惯的惆怅感紧紧收缩起来，他想起叶尼娅。他又同样习惯地吆喝自己：“追上她，追上去！”又回想起在哥萨克小镇上那一夜，想起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子。
后来他想起斯皮里多诺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他当然不是斯宾诺莎。”
这些念头、懒洋洋的炮声、对阿勃拉莫夫的恼火、秋日的天空，在他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回旋了很久。有一名军大衣上戴有绿色大尉领章的司令部工作人员，从指挥所赶来，把他喊住。
克雷莫夫大惑不解地朝他看了看。
“上这儿来，这儿来，请吧。”大尉用手指着一座小屋的门，低声说。
克雷莫夫经过一道岗哨，朝门口走去。他们走进屋里。屋里有一张办公桌，在板墙上用图钉钉着斯大林肖像。克雷莫夫以为大尉找他有事，大概要说：“对不起，营政委同志，您能不能把我们的报告带到左岸，交给托谢耶夫同志？”但是大尉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
“把您的武器和身份证交出来。”
于是克雷莫夫十分慌乱地说了已经毫无意义的话：
“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对待我？您想看我的身份证，先把您的身份证给我看看。”
后来，等他相信了这毫无来由、毫无道理但又毫无疑问的事，他就说了类似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说过的话：
“这真荒唐，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懂，莫名其妙。”
不过，这已经不是自由的人说的话了。
二
“你别装糊涂。你说，你在被围困期间干了些什么？”
他在伏尔加河左岸，在方面军司令部特别科受到审讯。油漆地板、窗台上的花盆、墙上的挂钟似乎都散发着小地方的宁静气氛。右岸显然有飞机在轰炸；从斯大林格勒方面传来的轰隆声和玻璃颤动声显得似乎又熟悉又亲切。
和自命不凡、嘴唇灰白的侦讯员一起坐在吃饭的桌子旁边的是一个粗野的中校，不知为什么他还没有发作。
可是你瞧，这个肩膀在石灰炉壁上蹭着石灰印子的中校走了过来，走到这个坐在凳子上、当年指导过东方殖民国家工人运动的人，这个身穿军服、佩带政委金星的人，这个生来善良和蔼的人跟前，照他的脸上狠狠打了一拳。
克雷莫夫用手摸了摸嘴巴和鼻子，朝自己的手上看了看，看到手上又是血又是唾液。然后他动了动嘴巴。舌头发僵，嘴唇也麻木了。他看了看刚刚擦洗过的油漆地板，便把血吞咽下去。
深夜，他痛恨起特别科的人。但是起初他既不觉得恨，又不觉得疼。一拳打在脸上，把他的精神打垮了，除了麻木和发僵以外，什么感觉也没有。
克雷莫夫回头看了看哨兵，觉得很不好意思。红军士兵看到一个共产党员挨打！打的是共产党员克雷莫夫，是当着小伙子的面打的，克雷莫夫所参加的伟大革命就是为了这些小伙子。
那个中校看了看表。已经是科长级食堂开晚饭的时间。克雷莫夫被押着在又是灰土又是雪粒的院子里走着，朝着原木搭成的囚室走去。这时候，从斯大林格勒方面传来的空袭的轰隆声特别清楚。在麻木过去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德国人的炸弹可以把这小小的囚室炸毁……这个念头又简单又丑恶。
在原木作墙的闷人的囚室里，他感到又绝望，又愤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年是他用嗄哑的嗓门儿叫喊着，向飞机奔去，迎接自己的好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他抬过蔡特金同志的棺材；现在也是他像个小偷一样看着，特别科人员是不是要打他。是他从重围中把许多人带出来，他们都称他“政委同志”。现在是一个拿枪的农村小伙子用厌恶的目光看着他，看着他这个在审讯中被另外一个共产党员打得满脸是血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