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员瓦夏·克里莫夫和科洛密采夫很要好。
有一次谢廖沙和克里莫夫潜入德军阵地，爬过铁路路基，爬到德国炸弹炸出的一个大坑边，坑里坐着德军一挺重机枪的几个机枪手和一名观测军官。他们贴在坑边上，观看德国兵的生活情形。一个小伙子解开上衣，把一块红方格手帕塞到衬衣领子里，刮起胡子。谢廖沙听到那沾满灰尘的硬扎扎的胡子在剃刀底下哧啦啦直响。另一个德国兵在吃扁平罐头盒子里的食品，谢廖沙在很短的一瞬间望着他的大脸，那张脸上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那名观测军官在上手表。谢廖沙真想用低低的声音（免得把他吓坏）问问他：“喂，请问，什么时间啦？”
克里莫夫把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拉，将手榴弹扔进坑里。尘土在空中还没有落下，克里莫夫又扔出第二颗手榴弹，并且在爆炸之后立即跳进坑里。德国人全都死了，就好像在一分钟之前也不曾生活在世界上。克里莫夫被硝烟和灰尘呛得打着喷嚏，一面搜索他用得着的东西。他拿起望远镜，卸下重机枪的枪栓，从军官的热乎乎的手上捋下手表，又把机枪手的证件从军装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来，免得沾上血。
他把得到的战利品交了公，说了说事情的经过，请谢廖沙给他倒水洗了洗手，便挨着科洛密采夫坐下来，说：
“现在咱们来抽支烟。”
这时候，曾经说自己是“安分守己的梁赞老百姓，喜欢钓鱼”的别尔菲里耶夫跑来了。
“喂，克里莫夫，你干吗在这儿坐着？”别尔菲里耶夫喊道。“楼长找你，还要再上德国人住的楼房里去一趟。”
“马上就去，就去。”克里莫夫用歉疚的语调说着，就开始收拾自己的家当：一支自动步枪和一帆布袋的手榴弹。他收拾这些东西很小心，似乎很怕把它们碰疼了。他对很多人称“您”，从来不骂娘。
“你不是洗礼派教徒吧？”有一次波里亚科夫老头子问他，虽然他已经打死一百一十个人了。
克里莫夫不是寡言少语的人，特别喜欢聊自己的童年。他父亲是普济洛夫工厂的工人。克里莫夫自己是万能车工，战前在工厂技术学校当教师。克里莫夫说，技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被一颗螺丝钉卡住，喘不上气来，脸发了青，克里莫夫赶去抢救，拿平口钳把螺丝钉从学生喉咙里拔了出来，谢廖沙听了觉得十分好笑。
但是有一次谢廖沙看见克里莫夫喝了不少缴获来的酒，他的样子很可怕，格列科夫见到他似乎都有点儿胆怯了。
“6—1”号楼里最邋遢的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从来不刷洗靴子，走起路来就有一个靴后跟吧嗒吧嗒直响，别人不用转头，就知道这位炮兵中尉来了。不过他每天都要用一块麂皮把眼镜擦几十次，镜片度数不适合他的视力，所以他老以为灰尘和硝烟把他的镜片弄模糊了。克里莫夫好几次摘下被打死的德国人的眼镜送给他。可是他很不走运：眼镜框很漂亮，镜片却不合适。
战前巴特拉科夫在技术学校教数学，其特点是自信心很强，常常用傲慢的语调说学生水平太低。
他曾经出数学题考谢廖沙，谢廖沙丢了脸。大家都笑起来，说要让谢廖沙留级，待到明年。
有一天空袭的时候，敌机像发了疯的锤工，用沉重的大锤砸在泥土、石头和钢筋上。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残破的楼梯上，在读一本书。格列科夫说：
“德国佬什么也搞不到。他们拿这样的傻瓜有什么办法？”
德国人所干的一切，非但没有让“6—1”号楼里的人感到恐怖，倒是引来他们的嘲笑和轻蔑。
“嘿，德国佬上劲儿啦。”
“瞧，瞧，这些下流坯想的好主意……”
“真是笨蛋，瞧你把炸弹扔到哪儿去啦？”
巴特拉科夫和工兵排长安齐费罗夫很要好。安齐费罗夫四十岁上下，喜欢谈自己的慢性病，前线上这种现象是少见的。胃溃疡和神经根炎，在炮火下一般都能自动痊愈。
不过在斯大林格勒鏖战中安齐费罗夫依然经受着很多疾病的折磨，疾病已经在他胖大的身体中扎了根。德国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病。
这个长着圆滚滚的秃头、圆脸和圆眼睛的人，在浑身被可怕的战火照得通亮的时候，依然悠闲自在地跟他手下的工兵们一起喝茶，那样子真是古怪离奇。他一般都是光着脚坐着，因为他脚上有鸡眼，一穿鞋就难受；他常常不穿制服，因为总觉得很热。他爱用一个蓝花碗喝滚热的茶，一面拿大手帕擦秃头上的汗，又叹气，又笑，朝茶碗吹气，头上缠着绷带的战士里亚霍夫时不时地用一个熏黑的大茶壶往茶碗里倒烧得滚开的陈水。有时安齐费罗夫不穿靴子，脚被硌得哼哧着，爬到碎砖堆上去，看看周围的情形。他光脚站着，不穿军服，不戴军帽，就像一个农民在狂风暴雨时候走出来站到门槛上，要看一看自己院子里的家当。
战前他担任工程主任。现在他的建筑经验用到了相反的方面。他的脑子时时在考虑如何破坏房屋、墙壁和地下工事。巴特拉科夫和他谈的主要话题是哲学问题。安齐费罗夫因为自己从建设转向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