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
谢廖沙·沙波什尼科夫在司令部警卫队的掩蔽所里过了两个昼夜。司令部的日子使他感到苦闷，他觉得这儿的人一天到晚没有事干，闲得难受。
他想起战前他怎样和奶奶一起在罗斯托夫等了八个钟头，等待开往索契的火车，他觉得今天的等待很像那一次等待换车。后来他觉得，把去“6—1”号楼比作去索契疗养院，简直好笑。他要求司令部少校警卫队长放他走，但是警卫队长没得到将军的指示，不敢让他走。将军把沙波什尼科夫叫去后，只问了两个问题，就中断了谈话去接电话了。警卫队长决定暂时不让小伙子走。说不定将军还要再叫他去呢。
警卫队长一走进掩蔽所，就看到小伙子看着他，便说：
“好的，我记着。”
有时候小伙子恳求的目光使他生起气来，他就说：
“你在这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好吃的，给你吃什么。这儿又暖和。干吗要急着回去叫人家打死？”
当一天到晚炮火连天，一个人整个沉入战争的大锅里的时候，他往往无法理解、无法看到自己的生活；他需要朝旁边哪怕跨上一步。这时就像站到了岸上，能看到整条大河，就会想：难道我刚才就在这疯狂的水里，在浪涛里游过来的吗？
谢廖沙觉得原来在民兵团里的那段生活是很平静的：夜晚在黑沉沉的草原上放哨，远方天空闪着火光，民兵们在闲聊。
总共只有三个民兵进入拖拉机厂的居住区。波里亚科夫很不喜欢琴佐夫，说：
“整个民兵团就剩下一老一小，再加一个糊涂虫。”
“6—1”号楼里的生活遮没了过去的一切。尽管这种生活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却是唯一的现实，而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虚幻。只是有时候在夜里，脑海里出现奶奶那灰白的头，出现姑姑叶尼娅那带笑的眼睛，一向被慈爱浸润着的心就紧缩起来。
进入“6—1”号楼的头几天，他心里想：如果格列科夫、科洛密釆夫、安齐费罗夫等人忽然闯入他的日常生活，那会是十分奇怪和荒诞的。可是他现在有时候却觉得，如果他的姑姑们、他的表妹和姑父维克托闯入他今天的生活，那就太可笑了。
啊，奶奶听到谢廖沙这样会骂娘，准会吓一大跳……
格列科夫！
真不明白，是专门挑选了一些稀奇特别的人到“6—1”号楼里来，还是一些普通人一进这座楼就变得很特别了……
民兵队长克里亚金如果在这儿当领导，一天也干不了。还有琴佐夫，虽然大家都不喜欢他，却依然待下去了。但是他已经不像在民兵团里那样，已经改掉了行政机关的习性。
格列科夫！真是个刚强、勇敢、威风，却又那么平常的奇妙人物。他记得战前小孩子穿的鞋什么价钱，清洁工和钳工拿多少工资，在他叔叔所在的集体农庄里每个劳动日能分到多少粮食和钱。
有时他谈起战前军队里的清洗，谈起授军衔的情形，谈起分配住房时怎样走后门，还谈到在一九三七年有些人写了几十次秘密报告，揭发臆造的人民敌人，因而得到将军官衔。
有时候，他的力量似乎在于他的狮子般的勇猛，在于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乐观，他就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地从墙豁口里跳出去，高声喊着“狗杂种们，叫你们尝尝厉害的！”拿手榴弹朝攻上来的德国佬扔去。有时候，他的力量又似乎在于他的纯朴随和，在于跟大楼里的人们的友谊。
他在战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在矿业中学上过十年级，后来当建筑技术员，后来成为驻扎在明斯克附近的一支部队的步兵大尉，在野外和军营里指导操练，进过明斯克的训练班，晚上看书，喝酒，看电影，和朋友们打牌，和妻子吵嘴，妻子吃醋完全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和当地许多大姑娘小媳妇有关系。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说的。于是他一下子在谢廖沙的心目中，而且不只是谢廖沙的心目中，成为英雄，成为敢做敢当的好汉。
谢廖沙周围来了许多新人，挤走了他心中最亲近的人。
炮兵科洛密采夫原是基干水兵，在军舰上服务，三次在波罗的海落水。
谢廖沙很喜欢科洛密采夫常常用鄙夷的口气谈起那些不能用鄙夷的口气议论的人，而对学者和作家却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尊敬。在他看来，所有当官的，不论是什么职位和头衔，跟秃顶的洛巴切夫斯基 [58] 或者病歪歪的罗曼·罗兰相比，都不算什么。
有时科洛密采夫谈起文学。他完全不像琴佐夫那样谈文学的教育意义和爱国主义。他很喜欢一位作家，不知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尽管谢廖沙从来没有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科洛密采夫也忘记了这位作家的名字，但是谢廖沙相信他的作品很好，因为科洛密采夫常常津津有味、兴高采烈地夸奖他的作品，而且高兴得直骂娘。
“我为什么喜欢他？”科洛密采夫说。“因为他不教训我。男子汉找娘们儿，找娘们儿就是找娘们儿；当兵的喝醉了，喝醉了就是喝醉了；老头子的老伴儿死了，都写得实实在在。又好笑，又可怜，又有趣，反正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