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斯维琴说，“您不一定要批评契贝任。哪怕说几句话，谈谈党中央的决议和您的研究的关系。”
战前，维克托常常在音乐学院的交响乐音乐会上和斯维琴见面。据说，斯维琴青年时代在物理数学系上学的时候，常常写未来主义派诗歌，在扣眼里别一朵菊花。可是现在斯维琴说起党委的决定，就像说的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的定义。
维克托有时想对他挤挤眼睛，拿手指头轻轻朝他的腰上捅一捅，说：“喂，老伙计，咱们干干脆脆地谈谈吧。”
但是他知道，现在不能和斯维琴敞开心扉地谈什么了。不过，他因为听了索科洛夫的话感到非常吃惊，还是索性谈起来。他问道：
“把切特韦里科夫抓起来，也和新的任务有关系吗？老瓦维洛夫坐监牢，也和这有关系吗？恕我斗胆说一句，我认为，契贝任在物理学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其权威性超过日丹诺夫同志，超过中央科学处处长，甚至超过……”
在座的人都看着他，以为他就要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他看到他们的眼神，就把手一挥，说：
“好啦，算啦，咱们上实验大厅里去吧。”
从乌拉尔运来的一些装着新仪器的箱子已经打了开来，从锯屑、碎纸和撬开的木板中已经小心翼翼地取出有大半吨重的仪器主要部件。维克托把手放在光溜溜的金属表面上。从这个金属肚子里将产生急速的粒子束，就像谢利格尔湖边的小教堂下面涌出一条伏尔加河那样。这时候，人的眼睛是很舒服的。当你感觉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神奇的机器时，是很愉快的。还要什么呢？下班以后，实验室里只剩下维克托和索科洛夫两个人。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为什么像只公鸡一样直蹦直跳？您真沉不住气。我对玛利亚说了说您在科学院大会上的成就：您竟然在半小时之内破坏了同新所长，同科学处年轻的大人物的关系！玛利亚吓得提心吊胆，夜里都睡不好觉。您要知道咱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看到了您看着仪器时的脸。这一切都要为几句空话牺牲了。”
“够啦，够啦，”维克托说，“连气都不能喘啦。”
“啊，等一等，”索科洛夫打断他的话，“在研究方面谁也不会干涉你。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喘气。”
“您听我说，我的好朋友，”维克托说着，苦笑了一下，“您对我是好意，我非常感谢。请允许我也以好意相报。比如，说实在的，您为什么忽然当着斯维琴的面那样说契贝任？在喀山有过一阵子思想自由之后，我见到这种事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难受。至于我……非常遗憾，我并不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正如咱们在学生时代常说的，我并不是丹东。”
“噢，您不是丹东，真谢天谢地。说实在的，我一向认为，政治演说家恰恰是那些在创造方面无所作为的人。而你我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噢，是这样啊，”维克托说，“那么，法国的伽罗华怎么样呢？基巴利契奇又怎么样？”
索科洛夫把椅子推开，说：
“您该知道，基巴利契奇上了绞刑台。不过我指的是乱说废话。就像马季亚罗夫说的那些话。”
维克托问：“这么说，我也是乱说废话了？”
索科洛夫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他们过去有多次争执和口角都被忘记了，看样子这次也会被忘记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短暂的争执没有就这样过去，没有被忘记。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处十分融洽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争吵，有时吵得很没有道理，他们彼此的怨气还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如果在人们之间出现了内在的分歧而又不了解这种内在分歧的话，那么，即使偶然的一句话，彼此间一点小的疏忽，也会变成一把尖刀，对友谊是致命的。
而且内在的分歧往往隐藏得很深，永远不暴露出来，人们也就永远认识不到。于是人们就认为，一次无关紧要的大声争论、冲口而出的不好听的话是破坏多年友谊的不幸原因。
不是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争吵不是因为公鹅！ [13]
二十八
大家都说研究所副所长卡西扬·捷连季耶维奇·科甫琴科是“希沙科夫的准确无误的底片”。科甫琴科和蔼可亲，说话有时带几个乌克兰词儿。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到了房子和专用小汽车。
马尔科夫知道院士们和科学院领导人的很多事情。他说，科甫琴科获得斯大林奖金，是因为他生平第一次宣读的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而他之所以成为论文作者之一，仅仅因为他搞到紧缺的试验材料并使论文很快地在各级通过。
希沙科夫责成科甫琴科组织选聘人员，填补新的空缺。要招聘一些高级科研人员，还要填补真空实验室主任和低温度实验室主任两个空缺。
军事部门调拨了材料和人力，机械厂在改建，研究所大楼在装修，莫斯科水电站向研究所供应无限额的电力，保密工厂拨给研究所一些紧缺材料。这些事也都是科甫琴科操办的。
通常每当一个单位里来了新的领导人，大家都会用尊敬的口气说：“他上班比大家都早，下班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