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一起运到。诺兹德林站在一个老大的木板箱旁边，维克托觉得他的脸上似乎流露着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佩列佩里津腋下夹着拐杖，用一条腿在这个大箱子周围蹦跳着。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指着一个个箱子，说：
“您看，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这么大的东西连瞎子也会看到。”佩列佩里津说。
但安娜·斯捷潘诺芙娜说的不是箱子。
“看见啦，看见啦，当然看见啦。”维克托说。
“再过一个小时，工人们就来了，”诺兹德林说，“我已经跟马尔科夫教授说好了。”
他是用当家人的平静而缓慢的口气说这话的。轮到他说话算数的时候了。
维克托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马尔科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坐在长沙发上，索科洛夫站在窗前，旁边的磁实验室主任斯维琴坐在写字台前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儿。
维克托一走进来，斯维琴站起来，要把椅子让给他：
“这是主人的位子嘛。”
“不用，不用，请坐吧。”维克托说。接着又问：“最高会议上谈的是什么？”
马尔科夫说：
“关于限额问题。每位院士的限额要提高到一千五，一般的人限额提高到五百，和人民演员，和列别杰夫—库马奇那样的伟大诗人一样。”
“咱们要开始安装设备了，”维克托说，“可是契贝任不在所里了。正如俗话说的：房屋失火，时钟还在走。”
但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都没有接他的话。
萨沃斯季扬诺夫说：
“昨天我有个堂弟来了，他是出了医院上前方去，从这儿路过，家里没有酒，我向邻居家买了一瓶，花了三百五十卢布。”
“真不得了！”斯维琴说。
“搞科学不是做肥皂。”萨沃斯季扬诺夫快活地说。但是从几个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这个玩笑开得很不合适。
“新官已经到任啦。”维克托说。
“是一个劲头儿十足的人呢。”斯维琴说。
“咱们有希沙科夫当头头儿，就有办法啦，”马尔科夫说，“他是日丹诺夫同志家里的座上客。”
马尔科夫是个很奇怪的人，他与人交往似乎不多，但总是什么事都知道：知道旁边的实验室里的副博士加布里切芙斯卡娅怀了孕，知道清洁工丽达的丈夫又进了军医院，也知道最高学位评委会没有批准斯莫罗金采夫的博士学位申请报告。
“可不是吗，”萨沃斯季扬诺夫说，“他的出了名的错误我们都是知道的。不过，总的说，他这人也不坏。诸位可知道，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在哪儿？好人做卑鄙事不是心甘情愿的。”
“错误不过是错误，”磁实验室主任说，“不过，一个人凭错误当不了院士。”
斯维琴是研究所党委委员，他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入党的，虽然参与党的活动不久，但和很多人一样，非常顶真，用宗教式的虔诚对待党的使命。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我正有事要找你，党委请您在大会上发言，谈谈您对新的任务的看法。”
“要我谈领导的错误，批判契贝任吗？”维克托很气愤地问道。他本不希望这样，可是一谈起来就控制不住了。“我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要我干卑鄙的事，我不会心甘情愿。”
他转脸朝着实验室的同事们，问道：
“比如说，同志们，你们赞成契贝任离职吗？”
他原本相信会得到他们支持的，可是看到萨沃斯季扬诺夫态度暧昧地耸了耸肩膀并且说“人老了，不中用了”的时候，他觉得很尴尬。
斯维琴说：
“契贝任已经声明，他不再安排任何新的研究工作。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是他自己辞职的呀，而且还挽留过他呢。”
“那么，阿拉克切耶夫呢？”维克托问。“哼，终于露底了。”
马尔科夫压低了声音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据说，当初卢瑟福曾经发誓不研究中子，担心中子可以造成巨大的爆炸力。这是很高尚的，但又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清高。据说，契贝任就常常谈一些类似的带有浸礼派教会精神的话。”
维克托心想：“天啊，他怎么全知道呀？”
维克托对索科洛夫说：
“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可见，您和我不是大多数。”
索科洛夫摇了摇头，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个人主义和执拗是不容许的。战争时期嘛。在领导同志和契贝任谈话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考虑自己，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利益。”
“哎哟，还有你吗，布鲁特斯？” [12] 维克托说。他用这样一句挖苦话掩盖自己的慌乱。
不过说也奇怪：他不光是慌乱，好像也很高兴。他想：“哼，当然啦，我早就知道嘛。”但有什么“哼，当然”的？因为他并没有料到索科洛夫会这样回答。就算料到的话，又有什么可高兴的？
“您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