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战争带着一股顽强的劲头撞击着生病的团长的掩蔽所。从夜里起，几乎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偏偏别廖兹金掩蔽所里的电话一直很正常，各处都通过这条线打来电话：接通师部，接通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和古尔耶夫师的一位团长通话，还有别廖兹金手下的营长鲍丘法罗夫和德尔金。掩蔽所里一直有人来来往往，门不停地吱扭着，格鲁什科夫挂在门口的帆布不停地呼呼啦响。从清早起，人们就惶惶不安，等待着。这一天与往常不同，大炮懒洋洋地发射着，飞机稀稀拉拉、漫无目的地胡乱扔着炸弹，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产生了极其苦恼的认识，认定德国人要发动突击了。这一苦恼的认识同样折磨着崔可夫和团政委皮沃瓦罗夫，同样折磨着“6—1”楼房里的人，折磨着一大早就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烟囱旁边喝酒为自己过生日的一名步兵排排长。
每次在别廖兹金的掩蔽所里谈起有趣的事或者特别可笑的事的时候，大家都要回头看看团长：难道他连这都听不见吗？
连长赫连诺夫因为夜里伤了风，用沙哑的嗓子对皮沃瓦罗夫说，黎明前他从他的地下指挥所里走出来，蹲在石头上，听听德国佬有没有什么动静。忽然空中响起又生气又发狠的声音：
“唉，赫连 [10] ，怎么连灯也不点？”
赫连诺夫愣了一会儿：这是谁在天上唤他呀？他害怕了。后来才弄清楚，这是小飞机飞行员关了马达，在头顶上滑翔，看样子是想给“6—1”楼房空投食品，看到没亮出标志就生气了。
在掩蔽所里的人都回头看了看别廖兹金，看他是不是笑了。但是只有格鲁什科夫觉得，在病人那像玻璃球一样发亮的眼睛里似乎出现了一点生气。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掩蔽所里空了。别廖兹金静静地躺着，格鲁什科夫在叹气：别廖兹金躺在那里，旁边就是盼了很久的信。皮沃瓦罗夫和接替已牺牲的科申科夫的新的少校参谋长去吃饭了，喝美味的甜菜汤和好酒。
炊事员已经请格鲁什科夫喝过这种很好喝的甜菜汤了。可是当家的团长却什么也不吃，只是用茶缸喂他几口水……
格鲁什科夫打开信，径直走到床边，清清楚楚地、慢慢地低声念道：
“你好，我的亲爱的万尼亚，你好，我的心肝儿，你好，我心爱的。”
格鲁什科夫皱起眉头，继续念信上的话。
他为昏迷中的团长念妻子的信。已经由军事检查机关检查人员看过的这封信充满柔情蜜意，充满惆怅之情。这信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看，那就是别廖兹金。
当别廖兹金转过头来并且说“给我”，又伸过手来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并没有觉得十分惊讶。
信上一行行的字在哆嗦着的粗大的手指头中间哆嗦着：
“……万尼亚，这里很美，万尼亚，太想念你了。柳芭老是问，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住在湖边，房子里很暖和，房东有奶牛，有奶喝。我们有你寄来的钱。我早晨出门去，寒冷的水里漂着黄的、红的枫叶，周围已经到处是雪了，显得水特别蓝，天也特别蓝，树叶黄的格外黄，红的格外红。柳芭还问：你为什么哭？万尼亚，万尼亚，我的亲爱的，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一切，因为你的善良。我为什么哭，怎么解释呢？我哭，因为我活着。我哭，因为斯拉瓦不在了，我却活着，很难受。我哭，因为你活着，我很幸福。我哭，因为我想起妈妈和姐妹们。我哭，因为我看到了早晨的阳光，因为周围这样美，而我和所有的人都这样痛苦。万尼亚，万尼亚，我的亲爱的，我心爱的……”
头脑一个劲儿在打转，周围一切都在打转，手指在哆嗦，信和灼热的空气一起在哆嗦。
“格鲁什科夫，”别廖兹金说，“今天一定要给我治好（塔玛拉可不希望他生病）。怎么样，开水炉子没有打坏吧？”
“开水炉子好好儿的。一天怎么能给您治好呀？您发烧有四十度，一下子怎么能好起来？”
几名士兵轰隆轰隆地把一个空汽油桶滚进了掩蔽所里。往桶里倒了半桶热腾腾的浑浊的河水。水是用锅子和帆布桶往里倒的。格鲁什科夫帮别廖兹金脱光衣服，把他扶到桶边。
“中校同志，太烫啦，”格鲁什科夫摸了摸桶外面，马上把手抽回来，说，“会把您烫坏的。我叫过政委同志，他在师长那儿开会呢，咱们最好等政委同志来。”
“等他干什么？”
“如果您出什么事儿，我就自杀。我也许自个儿下不了手，那就请政委皮沃瓦罗夫同志向我开枪。”
“来，帮我下去。”
“请原谅，至少我要把参谋长叫来。”
“嗯。”别廖兹金说。虽然这一声又短又沙哑的“嗯”出自一个脱得光光的、勉强站得住的人之口，但是格鲁什科夫不再犟了。别廖兹金爬进水里之后，哼哼起来，又哎哟又乱动，格鲁什科夫看着他，也哼哼起来，围着桶转起圈子。
“就像在产科医院里啦。”不知为什么他这样想道。
别廖兹金昏迷了一会儿，军事上的担心和生病的发烧在迷糊状态中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