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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您想要什么？”
格列科夫很快地、从下面朝上（他坐着，克雷莫夫站着）看了看他，快活地说：
“我想要自由，我就是为自由作战。”
“我们都要自由。”
“算了吧，”格列科夫把手一甩，“你们要自由干什么？你们只要能打败德国佬就行了。”
“格列科夫同志，不要开玩笑，”克雷莫夫说，“有的战士说出不正确的政治主张，您为什么不制止呢？嗯？您有威信，您可以制止，不次于任何一个政委。可是我有一种印象，大家一面说怪话，一面看着您，似乎在等待您的赞许。那个说到集体农庄的战士就是这样。您为什么要支持他呢？我干脆了当地告诉您：咱们一起来把这种情形整顿整顿吧。如果您不愿意，我也干脆地告诉您：我不会开玩笑的。”
“说说集体农庄，这有什么？实际上，没人喜欢集体农庄吧，这一点您也不是不知道。”
“您怎么，格列科夫，想改变历史的进程吗？”
“您想把一切拉回老的轨道上去吗？”
“‘一切’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切。全面的强制劳动。”
他用懒懒的口吻说着，毫不客气，一面冷笑着。他忽然欠起身来，说：
“政委同志，算啦。我什么也没有想。我是随便说说，逗逗您。我是和您一样的苏联人。不相信我，我可要生气啦。”
“那咱们别开玩笑，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谈谈，如何克服这种不好的、不是苏联人应有的游击情绪。这是您滋生出来的，您帮助我把它消灭吧。您还要光荣地进行战斗呀。”
“我很想睡觉。您也该休息了。您会看到，天一亮就睡不成了。”
“好吧，格列科夫，那就明天谈吧。我反正又不想离开你们这儿，我哪儿也不去。”
格列科夫大笑起来：
“看样子，咱们能谈得好。”
“情况很清楚了，”克雷莫夫想道，“我不能用顺势疗法。我要用手术刀。政治上的驼背靠劝说是不能抻直的。”
格列科夫忽然说：
“您的眼睛很深沉。您很苦恼。”
克雷莫夫因为感到意外，把两手一摊，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格列科夫好像听到了对方承认他的话，就又说：
“您要知道，我也有苦恼。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是个人的事。这种事儿在报告里也是不值得写的。”
夜里，在睡着了的时候，克雷莫夫被一颗流弹打伤了头部。子弹打掉一块头皮，在颅骨上划了一下。伤势不重，但是头晕得厉害，克雷莫夫站不住了。老是想呕吐。
格列科夫吩咐准备担架，就在黎明前的寂静时刻，把受伤的克雷莫夫送出了被围困的楼房。克雷莫夫躺在担架上，头又发晕又嗡嗡作响，鬓角咚咚地响，一阵阵地刺痛。
格列科夫把担架送到地道口。
“政委同志，您真不走运。”他说。
克雷莫夫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种猜想：“是不是格列科夫夜里朝他开的枪？”
快到黄昏时候，克雷莫夫开始呕吐，头疼加剧了。
他在师部卫生营里躺了两天，然后被转送到左岸，住进集团军野战医院。
二十二
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来到卫生营狭小的地下室里，看到情况很不好—伤员们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他在卫生营里没有见到克雷莫夫，昨天夜里把他送到左岸去了。
“他怎么一去就受伤了呢？”皮沃瓦罗夫想道。“也许是他不走运，也许是他走运。”
皮沃瓦罗夫同时很想做个决定，该不该把生病的团长送进卫生营。他好不容易回到团部掩蔽所（他在路上差一点被德军的迫击炮打死），对士兵格鲁什科夫说，卫生营里没有任何条件为病人治病。到处是成堆的血糊糊的纱布、绷带、棉花，走到跟前都害怕。格鲁什科夫听到政委这样说，就说：
“当然嘛，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所里总要好些。”
“是啊，”政委点头说，“在那儿简直就分不清，谁是团长，谁是士兵，大家都躺在地上。”
于是，按军衔应该躺在地上的格鲁什科夫说：“是啊，这怎么像话呀。”
“团长说什么了吗？”皮沃瓦罗夫问。
“没有，”格鲁什科夫摇了摇手，“政委同志，他哪儿还能说什么，给他送去妻子的来信，信还放在那儿，他连看也没看。”
“你说什么？”皮沃瓦罗夫说。“他病成这样啦！连信也不看，这事儿真可怕。”
他把信拿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把信拿到别廖兹金面前，一本正经地用提醒的口吻说：
“别廖兹金同志，您的夫人来的信。”
等了一会儿，又换了另外一种口气说：
“老兄，这是你妻子的信呀，你难道不明白吗，嗯？”
但是别廖兹金没有明白。
他的脸通红通红的，玻璃球似的眼睛亮晶晶地、茫然地望着皮沃瓦罗夫。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