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Todorov），《希望与回忆》（Hope and Memory，伦敦：大西洋出版社，2005），第50页。
[5]谢苗·利普金，《战车》（Kvadriga，莫斯科：Knizhny sad出版社），第516页。
[6]利普金，《战车》，第577页。
[7]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该党分裂为两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孟什维克大多被捕或流亡。
[8]苏联安全部门多次改名。按时间顺序，最重要的名称和缩写为：契卡（Cheka），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即：克格勃）。
[9]关于这个故事更全面的记述，包括格罗斯曼给叶佐夫写的措辞巧妙的信之全文，见约翰·加勒德（John Garrard）和卡罗尔·加勒德（Carol Garrard）合著的格罗斯曼传记《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The Bones of Berdichev: The Life and Fate of Vasily Grossman，自由出版社，1996），第122—125页和第347—348页。
[10]利普金，《战车》，第518页。托多罗夫责备格罗斯曼没有设法为鲍里斯·古贝尔辩护是毫无道理的，哪怕是暗示性地责备也不对，因为格罗斯曼一旦辩护不仅自己会被捕，连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也得坐牢。
[11]爱伦堡也是战地记者，也是格罗斯曼的竞争者。爱伦堡常常被认为没有原则，但他这次不仅拒绝签署这封信，还给斯大林写信，解释他为什么拒绝签字。《生活与命运》里的施特鲁姆对索科洛夫的感情很矛盾，暗示着格罗斯曼对爱伦堡也有类似的矛盾情感。见乔纳森·布伦特（Jonathan Brent）与弗拉基米尔·瑙莫夫（Vladimir P. Naumov）合著的《斯大林的最后罪恶：阴谋迫害犹太医生，1948—1953》，第300—306页。感谢艾丽丝·纳西莫夫斯基（Alice Nakhimovsky）为我指出这一点（私人通讯）。
[12]关于这一事件更详尽的记述，见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The Road，伦敦：麦克尔霍斯出版社，2010），第75—78页。
[13]《生活与命运》，第687页。
[14]利普金，《战车》，第572页。
[15]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291页。
[16]《最后一封信》（La Dernière Lettre）， 根据这封信写成的剧本，剧中人只有一位女士，2000年由弗里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在巴黎搬上舞台，后来又改编成电影。2003年怀斯曼在纽约上演了该剧，英文剧名Last Letter。2005年，格罗斯曼百年诞辰之际，莫斯科上演了俄文版。
[17]弗兰克·埃利斯（Frank Ellis），《瓦西里·格罗斯曼：一个俄国异端分子的起源与演变》（Vasily Grossman: The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a Russian Heretic，牛津/普罗维登斯：伯格出版社，1994），第48页。
[18]瓦西里·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随苏联红军报道：1941—1945》，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和卢巴·维诺格拉多娃（Luba Vinogradova）编（伦敦：哈维尔·塞柯出版社，2005），第126页。《光辉大道》是1940年的一部苏联电影名，亚历山德罗夫（Aleksandrov）执导。
[19]格罗斯曼，《参战的作家》，第xiv页。
[20]同上，第62页。
[21]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68—70页。
[22]《老教师》，首刊于《旗帜报》（1943年，第7期，第8期）；《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首刊于《统一》（Eynikayt，1943年11月25日，12月2日）。
[23]瓦西里·格罗斯曼，《大路》，第144页。
[24]完整的俄文版（至今尚未在俄罗斯出版）分别于1980年在以色列出版，1993年在立陶宛出版。见西蒙·玛吉斯（Simon Markish）， 《一位俄国作家的犹太命运》（A Russian Writer’s Jewish Fate），《评论》（Commentary，1986年4月），第42页。
[25]后者早期不完整的版本，由托马斯·惠特尼（Thomas Whitney）译成英文出版，译本差强人意，译名《永远流淌》（Forever Flowing）。格罗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