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与世长辞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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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上，《生活与命运》和《战争与和平》差不多：聚焦一个家庭，家族成员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全国的大千世界就一览无余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一位精神思想扎根于革命前知识分子民粹主义传统的老太太。她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家人是这本小说的中心人物。书中有两个次要情节，一个在俄国的劳改营，一个在物理研究所。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大女儿叫柳德米拉，这两个情节围绕她的前夫和现任丈夫来写。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小女儿叫叶尼娅。书中还有两个次要情节，一个写她的前夫克雷莫夫，一个写她现在的未婚夫诺维科夫。克雷莫夫被逮捕，关进了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诺维科夫指挥坦克集团军，立下汗马功劳，后来鸟尽弓藏，也与当局发生冲突。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人，亲戚朋友不少，他们又都生出不少故事：有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工作的，有在前线当兵的，有在德国集中营里组织暴动的，也有被牲口车运到毒气室处死的。
格罗斯曼曾经写道，斯大林格勒街垒战期间，他只能读一本书，就是《战争与和平》。 [35] 《生活与命运》这个书名和《战争与和平》相似。他之所以选这个书名，似乎是要挑战读者，把这两本小说比较一番。《生活与命运》经得起这样的比较。托尔斯泰再现了奥斯特利茨战役，格罗斯曼再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生动的手笔至少不亚于托翁。遭到长时间轰炸是个什么滋味，战时应该有什么“居家”小常识，格罗斯曼也写得非常逼真，例如，书里写到，必须要有一个坚固的地下掩体，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有一段描写崔可夫将军的地下掩体被摧毁了，结果军官们一个接一个把自己手下的人从掩体里撵了出去，像这样出人意料的有趣段落比比皆是。
书中还描写了斯大林保卫战期间大家不分官阶、一律平等的战友之情，然后笔锋一转，写党的官僚们觉得这种精神比德国人还要凶险，于是要将这种精神根绝。书中描写俄国胜利后斯大林格勒一片悲伤的场景，读来同样感人：战争中全世界都看着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当时是“世界名城”，“它的灵魂就是自由”。可是，战役结束以后，它便沦为众多被战火焚毁的城市中的一座了。 [36]
也和托尔斯泰一样，格罗斯曼书中采用了与很多人的观点不同的视角：既有普通士兵对身边形势的直接感受，也有史学家、哲学家高远的展望。格罗斯曼全局性的思考比托尔斯泰更有看头，也更多样化；有些想法简练隽永。克雷莫夫在被捕前夕终于明白，无辜战友被捕时自己没有站出来说话，不光是因为害怕：正是“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 [37] 克雷莫夫被捕后，他的思想迸发出诗的力量：“从革命的活的机体上把皮撕下来，新时期想用革命的皮来打扮自己，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外一种人的。” [38]
格罗斯曼的反思的力量，并非来自形象的描写，而是来自严谨的逻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慢慢道来。全书从头到尾贯穿着一个非同寻常的观点：极权国家运作的机理和现代物理学一样，都着眼于概率，不关心因果关系；看的是巨大的总量，而非单个的人或粒子。有时候，他把逻辑寓于诗情之中；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从希特勒手里一把夺过反犹主义这把剑，这个夺剑的形象是个画龙点睛的收尾之笔，点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
格罗斯曼在一篇假借书中人物伊康尼科夫谈论“愚蠢的善举”的文章中最为直截地表达了他的观念。伊康尼科夫以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不久前亲眼看见20000名犹太人惨遭屠杀。 [39] 每当听到诸如创造世界新秩序这话，我们最好回想一下这篇文章里的某些想法：
哪里有善的曙光升起—这种善是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被恶所战胜，当然那种恶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远胜不过善—哪里就会流血，就会有大批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 [40]
看样子，只有个人才能保住这颗种子令它存活，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这颗种子。德国人命令伊康尼科夫去修建毒气室，他拒不从命，此举实际上是将他自己置于死地。在此之前，他找到一位意大利神父，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混杂着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的大杂烩语言问了一个深奥的问题：“Que dois-je faire, mio padre, nous travaillons dans una Vernichtungslager.”（“咱们在建毒气工厂了。神甫，我该怎么办？”） [41] 有人说，格罗斯曼的文笔有点儿笨重，典型的苏式风格；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格罗斯曼能写出各种各样诗一般的语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