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两个；1941年苏军一败涂地，当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辙，先不看党员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几年是这样），诺维科夫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军官，苏联实行这个政策后，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认。这部小说，不论是文体，还是结构，都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但格罗斯曼书中的道德拷问步步紧逼，他把苏联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这可是异端邪说。若不是因为他这个论调，《生活与命运》几乎就奇怪地符合了当局的要求：要求作家写出真正的、苏维埃史诗般恢弘的作品。然而他却说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方，能听懂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打败了纳粹，没有什么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了。
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一个是谢苗·利普金（Semyon Lipkin），一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Yekaterina Zabolotskaya）。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的劝告，把《生活与命运》的手稿交给了《旗帜报》的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的一天，三个克格勃（KGB）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了他的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了。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一次。 [26] 除了《古拉格群岛》，还没有哪本书被认为这么危险。 [27] 当局叫他在一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的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的其他要求，他好像照办了。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了。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了两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没发现：一份留给了谢苗·利普金保存，一份留给了廖丽亚·多米尼吉娜（Lyolya Dominikina）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和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
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过于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为苏联当局会允许他出版《生活与命运》。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就持这种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格罗斯曼之所以同意把这本小说多备一份手稿，全因他们的坚持。 [28] 但是，诗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Kornei Chukovsky）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格罗斯曼接到赫鲁晓夫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这本小说太好了，正是目前所需要的，说他要把自己的读后感告诉赫鲁晓夫。”这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没来电话，楚科夫斯基对此事的重视，这就很不一般。 [29]
我个人并不觉得格罗斯曼天真。不论是人的心理活动，还是苏联政权的内部运作，显然他都是非常熟悉的。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从那时起，政治形势一直在迅速演变。今天回过头来评说当时的政治形势，事后聪明，肯定不费吹灰之力。艺术批评家伊格尔·格隆斯托克（Igor Golomstock）跟我讲过，当时很多有头脑的人期望值都很高，他们深刻批判苏联政权，但他们都像格罗斯曼一样，一辈子都是在苏联体制内度过的。利普金说得很明白，格罗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格罗斯曼当时有可能只是厌倦了搪塞支吾，当局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他厌倦了，不想再跟着它的指挥棒转了。他没料到，这回和往常不一样，没逮捕他本人，却把他的小说逮捕了。他把这本书的手稿在廖丽亚·多米尼吉娜那儿也存了一份。 [30] 不过，为慎重起见，他连利普金都没告诉，以防万一。
格罗斯曼不断要求出版他的小说。隔了一阵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苏斯洛夫召见了他。苏斯洛夫把早就对格罗斯曼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本小说，两三百年内都休想出版。正如讽刺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曾指出的，比苏斯洛夫的傲慢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很识货，一眼就看出这本小说持久的重要性。 [31]
格罗斯曼担心这本小说会就此付之东流，心情非常抑郁。用谢苗·利普金的话说：“格罗斯曼在我们眼前一天天老下去。他那卷曲的头发变了样，白发比以前更多了，有点儿谢顶。哮喘病……又犯了，走起路来趿趿拉拉。” [32] 用格罗斯曼自己的话说：“他们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掐死了我。” [33] 但是，格罗斯曼并没有就此歇笔。他写了一篇生动的亚美尼亚游记《愿你和平》，紧接着又完成了《一切都在流动》，这本书批判苏联社会，笔锋比《生活与命运》还要犀利。它一半是小说，一半是沉思，书中有对苏联劳改营的简要研究，关于1930年代大恐怖/大饥荒令人动容的描写，对列宁慷慨激昂的抨击，还有对俄罗斯“奴隶的灵魂”的深刻反思（至今还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激愤不已）。可是这个时候格罗斯曼已经罹患胃癌。1964年9月14日晚间，别尔基切夫犹太人大屠杀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格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