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
玛利亚开始给大家斟茶。大家谈论起文学。
“咱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记啦，”马季亚罗夫说，“图书馆不愿出借，出版社不愿重印。”
“因为他是反动作家呀。”维克托说。
“这话很对，他不应该写《群魔》。”索科洛夫附和说。
可是维克托马上问道：
“您真的认为不应该写《群魔》吗？还不如说，不该写《作家日记》呢。”
“天才作家不需要别人指教，”马季亚罗夫说，“我们的思想体系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就不同。难怪斯大林称他为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作家。他的情感本身就是国家观念。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就连他的国家观念本身也是人道主义。”
“如果这样说，”索科洛夫说，“那么，整个十九世纪的文学都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体系。”
“可不能这样说，”马季亚罗夫说，“比如托尔斯泰，他把人民战争的思想诗化了，现在国家领导的就是人民的正义战争。正如刚才艾哈迈德·奥斯曼诺维奇 [61] 说的，两种思想相符合，就会乘飞毯直上云端：托尔斯泰的作品又在广播电台广播，又在晚会上朗诵，又出版，领导人又引用。”
“最顺利的是契诃夫，过去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都承认他。”索科洛夫说。
“你这话可错了！”马季亚罗夫叫起来，并且拿手掌在桌子上一拍。“我们承认契诃夫，是由于没有真正理解。就像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师从他的左琴科 [62] 一样。”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说，“契诃夫是现实主义作家。我们反对的是颓废派。”
“你不懂吗？”马季亚罗夫问道。“我可以给你解释。”
“你们别糟践契诃夫吧，”玛利亚说，“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玛利亚，你说的很对，”马季亚罗夫说，“彼得·拉甫连季耶维奇，你要在颓废派身上寻找人道主义吗？”
索科洛夫很生气地摆了摆手，表示不再睬他。
但是马季亚罗夫也朝他摆了摆手，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为此就必须让索科洛夫找找颓废派的人道主义。
“个人主义不是人道主义！您混淆了。完全混淆了。您以为颓废派受到打击了吗？胡说。颓废派对国家无害，只是没有用处。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颓废主义没有太大差别。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颓废派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我，我，颓废派，最美、最可爱。’二者差别不太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特别重要性，颓废主义强调个人的特别重要性，方式不同，实质是一样，都是陶醉于各自的特别重要性。完美无缺的国家，瞧不起与国家不一致的一切人。颓废派的镶了花边的人，对一切其他的人都极其冷漠，只除了两种人：一种是和他们高谈阔论的人，一种是跟他们卿卿我我的人。从表面上看，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似乎都在为了人而斗争。从实质上说，根本没有斗争。颓废派不关心人，国家也不关心人。在这方面没什么不同。”
索科洛夫眯着眼睛在听马季亚罗夫说话，他感觉到马季亚罗夫马上就要说到根本不能说的东西，就打断他的话，说：
“请问，这和契诃夫有什么相干？”
“说的正是契诃夫。契诃夫和现在的一切就有很大的不同。契诃夫把没有实现的俄国的民主担在自己的肩上。契诃夫的道路就是俄国自由的道路。我们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你们数数看，他写的人物有多少呀。也许只有巴尔扎克使这样众多的人物为社会所认识。而且也未必有这样多！真是可观：有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员、教授、地主、小店老板、工厂主、家庭女教师、仆人、大学生、大大小小的官吏、牲口贩子、技工、媒婆、教会执事、僧侣、农民、工人、鞋匠、模特儿、管园子的、动物学家、客店老板、猎人、渔夫、娼妓、尉官、士官、艺术家、厨娘、作家、管院子的、修女、士兵、产婆、萨哈林岛的苦役犯人……”
“够啦，够啦。”索科洛夫叫道。
“够啦？”马季亚罗夫用故作威胁的口吻反问道。“不，不够。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在他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说，就连托尔斯泰也没有说，可是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首先是人。明白吗？首先是人，人，人！俄罗斯在他以前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他说，最主要的是，人就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店老板、鞑靼人、工人。要明白，人的好与坏不是因为他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半个世纪之前，持有狭隘的党派观点的人认为契诃夫是停滞时代的代表。然而契诃夫却是最伟大的旗帜的旗手，这面旗帜是在俄罗斯一千年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