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更换了房屋的瓦片和屋顶。我们有上千人，大家都知道这么做徒劳无功，但我们仍然每天起床做着同样的事。
有一天，一位不识字的老人对我们说：“啊呀，年轻人，不要再做这些蠢事了。来这里坐，跟我们一起吃饭。”
风不停地吹，云也跟着流动，反应炉没有关闭。我们挖起一层泥土，下周回来又得重新来过。但已经没什么可挖了——只剩被风吹来的沙土。这些任务里，只有一件我觉得有意义：有一次，直升机洒下了一些特殊混合物，在松动的底层土地上制造出一层聚合物薄膜，让土地不再松动。这我可以理解。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不停地一挖再挖……
虽然村民都要求被撤离，但还是有一些老人留了下来。走进老农民的小屋坐下来吃饭——这只是一种仪式而已，让我在这半小时内，能重新感受到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吃那里的任何东西，那是不被允许的。但我还是很渴望能走到老农民的小屋中，在餐桌旁坐下。
我们的工作结束后，唯一剩下要处理的，便是那些大坑。他们大概打算用混凝土将坑封住，然后再用铁丝网围起来。他们将那些使用过的倾卸车、货车，还有挖土机留在原地，因为金属也会吸收辐射。我听说这些工程用具全都消失了，换句话说，是被偷了。我相信这个说法。这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我们都惊慌起来：辐射检测人员发现，我们餐厅的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点还高。我们当时已经在那里用餐两个月了，但别无他法。所谓的餐厅，不过是由一些柱子和胸口高的板子组成的。我们站着用餐，在水桶里洗澡，厕所是空地里挖出的大坑。我们手里都拿着铲子，反应炉就在不远处。
过了两个月，我们开始有点清楚情况了。大家开始说：“这不是自杀任务。我们已经来了两个月了——已经够了。他们现在应该换其他人来。”
安托什金少将来和我们谈，他很诚实：“对我们来说，带新的人员换班并没有好处。我们已经发了三套衣服给你们，而且你们对这里也很习惯了。带新人来，不但花钱，还很麻烦。”他一直强调我们是英雄。他们会在众人瞩目下，颁发奖状给每一周挖地挖得特别努力的人。被封为苏联最佳的掘墓人，这真是疯狂。
这里的村庄空无一人——只剩下猫和鸡。走进一间谷仓，你会发现里面堆满了鸡蛋。我们会把蛋煎来吃。身在军中，什么都要能吃得下肚。我们还会抓鸡烤来吃，一边喝着自制的伏特加。
每晚我们在帐篷内都要喝掉三升酒。有人下西洋棋，有人弹吉他。待久了就习惯了。有人醉倒在床上，还有人大吵大闹。有两个喝醉酒的人开车出去兜风，结果翻车了。用了液压救生工具，才把两人从压扁的车下救出来。
我会写日记，以及写很长的信给家人，我一直平安无事。政治部部长注意到这一点，他不断问我都写些什么，还问我日记放在哪里。他指使我的邻床监视我，但那个人却跑来警告我：“你在写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
他大笑：“好，我就跟上校这么说，但你应该把写的东西藏好。”
我的同伴都是好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中没人有怨言，没一个是懦夫。相信我，没人能够打倒我们，绝对没有！那些长官成天待在帐篷里。他们穿着拖鞋走来走去，饮酒度日。谁会在乎呢？我们做好该做的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再多一颗星吧。谁会在乎呢？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风格。
辐射检测人员就像神一样。村民会围绕在他们身边：“小子，告诉我，我的辐射指数是多少？”
一位大胆的士兵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拿了根普通的棍子，捆上一些电线，敲了敲某位老太太的家门，然后拿起棍子，对着墙壁挥动。
“嗯，孩子，跟我说说结果如何。”
“这位婆婆，这是军方机密。”
“孩子，你可以跟我说，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酒。”
“好吧，”他喝下了酒，“啊，婆婆，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担心。”然后就离开了。
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他们才终于给我们发了个人用的辐射剂量计。这东西是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水晶。有些人想到一个主意，他们每天早上把这东西带到废物掩埋场，让剂量计整天吸收辐射，这样他们就能提早离开，也许还能拿到更多薪水。
有人把剂量计绑在靴子上，以便靠近地面的辐射。这真是一场闹剧。剂量计上面的指针根本不会动，这东西必须先接触到一定的起始辐射剂量，才会开始运作。换句话说，这是仓库里五十年前的小玩具。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而已。在我们完成工作后，我们的医疗纪录卡上写的数据都一样：他们将我们工作的天数乘以每天平均的辐射量，而每天平均的辐射量是在帐篷处测量的，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的休息时间有两小时。我会躺在草地上，看着盛开的樱桃树，上面长满了又大又多汁的樱桃，擦一下就可以吃。还有桑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
我们不用工作时，他们会带我们列队四处走动。我们会看印度爱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