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可能牢牢记住那些日子。我当时有许多新感受——像来到了未知领域所感受的恐惧，像我登上火星了一样。我来自库斯克。一九六九年时，库尔恰托夫镇附近建起了一座核电厂。我们常去那里购买食物——供应给核电厂工作人员的食物质量是最好的。我们以前常去附近的池塘钓鱼，就在反应炉旁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常常想起这些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接到一则通知，我是一个守法的人，因此第二天我就去军方的募集办公室报到。他们看了我的资料，对我说：“你从来没跟我们一起出过任务。现在我们正需要化学家。你想去明斯克附近的营地待二十五天吗？”我心想：为什么不暂时放下家庭和工作，去走一趟呢？我可以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我带着一大包行李，还有一支牙刷，来到了集合点。和平时期的任务，来了那么多人，我感到很讶异。我开始想起那些战争电影的画面——六月二十二日，多么特别的一天啊，这一天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一整天我们都在重复着集合、解散的动作，终于在天黑时搭上了巴士。
有个人在车上宣布：“如果你带了酒，现在就打开来喝。今晚我们就会搭上火车，明天一早就要编入部队。我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如同早晨的黄瓜一般新鲜有力，不要带着多余的行李。”好的，没问题，我们狂欢了一整夜。
早上，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在森林里。我们又排好队形，然后按字母顺序点名出列。每个人都拿到了防护装备。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套，又发了一套，然后再发一套。我心想，这事应该非同小可。他们还给了我们大衣、帽子、床垫和枕头——全都是冬天用的配备。可当时是夏天，而且他们说过我们二十五天后就能回家了。
“你在开玩笑吗？”与我们一起前来的上尉笑着说，“二十五天？你们要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六个月。”
我真不敢相信，然后开始感到愤怒。他们开始说服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工作，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十公里外可以拿到三倍，而在反应炉周围工作的人可以拿到六倍的钱。
有一个人开始估算，半年后他就可以开着新车回家了，另一个人想要离开，但他已经身在军中不由己了。辐射是什么？没人知道。尽管我刚上过民防教育课程，但他们教的是三十年前的旧东西，例如五十伦琴是致死的剂量。他们教导如何在核爆时扑倒在地，以避开冲击波。他们还教有关放射线和辐射热能的知识，但最危险的辐射污染，他们却只字未提。
带领我们前往切尔诺贝利的长官也不太机灵。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多喝伏特加可以抵抗辐射。我们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这六天里每天都喝酒。我观察着酒瓶上的标签，起初我们喝的是伏特加，后来开始喝一些古怪的东西，像是各类玻璃清洁剂。身为一个化学家，我对此很感兴趣。喝了清洁剂之后，你会觉得脚软，但头脑很清醒，你告诉自己要“站起来”，却会跌倒在地。
我是个有硕士学位的化学工程师，我在一家大工厂担任实验室的主管。而他们竟然叫我做什么呢？他们拿了一把铲子给我——这是我唯一的工具。我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口号：“用铲子对抗原子！”
我们的防护装备包括口罩和防毒面具，但外面的温度是三十摄氏度，没人会戴上这些东西，不然会热死。我们都签收了这些物品，就像领取备用弹药一样，随后就置之不理。
他们带着我们从巴士转搭火车。车厢里只有四十五个座位，而我们有七十人，所以我们轮流休息。
到底有什么在切尔诺贝利等着我们？一大堆军事装备和士兵，还有清洁站。这是真正的军事行动。我们被安置在帐篷内，十个人一间。我们当中有些人家里有孩子要照顾，有待产的妻子，还有已缴了房租没住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如果这是我们应做的事，我们义无反顾。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挺身而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帐篷周围有堆积如山的空罐子。战争时，军方后勤单位会提供特别的补给。有肉罐头、荞麦薏仁，还有鲱鱼罐头吃剩后的空罐。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猫，像苍蝇一样。村庄里空无一人——当你听到开门声，转头一看，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一只猫。
我们负责挖起受污染的表层泥土，将挖起的泥土放上车，然后载到废物掩埋场。我以为废物掩埋场会是一个复杂且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物，实际上却仅是一个大坑。我们将挖起的土地表层卷起来，像一张大地毯。整片绿色的大地都被我们挖了起来，上面有花草和根须，还有小虫、蜘蛛和蚯蚓。
这份工作真不是正常人做得来的。你没有办法只挖起表层泥土且将活物分离开来。若不是我们每晚疯狂喝酒，我们可能会无法承受这一切，大概会崩溃吧。我们将方圆好几百公里的地都翻了过来。房屋、谷仓、树木、道路，还有水井，仍赤裸裸地留在原地。
早上起床时，你知道该刮胡子了，但你却不敢去看镜中自己的面貌，因为这会使你胡思乱想。很难想象这里的居民会回来居住，但我们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