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是我向他求婚的，我对他说：“娶我吧，我好爱你！”
我爱他爱得昏天暗地，他长得真帅，我开心得要飞起来了。是我自己开口对他说的：“娶我吧。”（微笑着）
我会在其他时间想一些事，好让自己开心起来，比如，也许死亡不是尽头，他只是换了形态，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我看了很多书，认识了不少人。我想要谈论死亡，想要理解死亡，我想要找到慰藉。不论是报纸还是书籍，只要是任何有关死亡的题材，连电影也不放过。没有他真的很痛苦——我没有办法孤零零一个人。
他不想去看医生：“又没发生什么事，也不痛。”
但是他的淋巴结已经肿得像鸡蛋一样大了。
我拉着他上车，带他去诊所。他们把他转给癌症医师诊断。一个医生看到他之后，对另一个医生说：“又来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
后来他们没让他回家。一周后便动了手术，他们切除了他的甲状腺和喉头，用一些管子代替。没错……（她沉默下来）没错——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也过得很快乐。老天！我忙得四处奔波，跑了一家又一家商店，买礼物给医生，我买了好几盒巧克力，还有进口酒。我把巧克力送给护士，她们都收下了。他却嘲笑我：“听好，他们又不是神。他们有足够的化疗和辐射治疗设备，不送糖果一样会帮我治疗。”
不过我还是跑到镇的另一边，去买蛋奶酥和法国香水。当时没认识的人，是拿不到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都藏在柜台下面。之后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他出院了！医生给了我一种特别的针，还教我如何使用。我需要使用这种针来帮他喂食。所有的事我都要会。一天要下厨四次，烹饪新鲜食物，非得要新鲜的食物不可。我把食物放进绞肉机，绞成条状后放进针筒里。然后把针插到那根最大的管子里，管子直达他的胃。当时他已经失去嗅觉了。
我会问：“味道如何？”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仍然去看了几次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接吻。牵连我们的线已经细若游丝，但我们仍在尽情享受生命。我们试着不去提起切尔诺贝利，不去想那些事，这话题对我们来说是个禁忌。我不让他接电话，我会抢着去接，他的那些朋友都一个个死去，这也是个禁忌。
有一天早上，我叫醒他，递给他睡袍，但是他起不来，也说不出话。他再也讲不出话来了，眼睛瞪得老大。这时他才开始感到害怕。没错……（她再次沉默不语）
我们后来又共同生活了一年。他挣扎着活了整整一年。
每过一天，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在挣扎。我们就凭着这样的想法继续撑下去，但是这也令人难以承受，因为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嘴里说着“切尔诺贝利”，笔下写着“切尔诺贝利”，却没人知道那是什么。
某种可怕的东西在我们面前被释放出来了。我们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生下来时就有所不同，死的时候也不一样。如果你问我，经历过切尔诺贝利的人是怎么死的……我爱这个人胜过一切，我是这么爱他，就算他是我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我也无法多爱他一点。而他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一头怪物。
他们取走了他的甲状腺，所以他的循环系统会受到影响，他的鼻子开始歪向一边，变成之前的三倍大。他的眼睛也不一样了——看起来空洞无神，望向不同的方向。他的眼神也变了，我从没看过他这样的表情，好像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有另一个人在他体内向外张望。然后他的一只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我害怕什么呢？我只害怕他看到自己的样子。他开始请求我，用手对我示意，要我拿镜子给他。我会跑到厨房，假装忘记这件事，或装作没听到，或找别的借口。我瞒了他两天。
第三天，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斗大的字，还有三个惊叹号：“把镜子拿来！”我们有笔记本、钢笔和铅笔，这是我们的沟通方式，因为他连轻声说话都没办法，他完全哑了。我跑到厨房，开始敲打锅碗瓢盆，假装没看到他写的字，假装我会错意了。他又写了一次：“把镜子拿来！”依然带着那些惊叹号。
我把镜子拿来了，我拿了最小的一个。他看了之后抱住头，不住地摇晃，在床上前后摇摆。
我开始恳求他：“等你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别的村庄，去废弃的村庄。如果你不想住在有很多人的大城市，我们可以在那里买一栋房子住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独自生活。”
我是认真的，我愿意跟他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好。他是我在乎的一切，我是认真的。
不想谈的事情，我也不会记得。发生了很多事。我看得很远，也许比死亡还要远。（停了下来）
认识他的时候我才十六岁，他比我大七岁。我们约会了两年。我很喜欢明斯克邮局总局附近的环境，尤其是沃罗达科佛街，我们会相约在大时钟下见面。
我住在环境最差的工业区，我搭的五号公交车不会停在邮局总局，而是会停在后面一点的童装店。我每次都会迟到一点点，这样才能从公交车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