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过得很快乐。为什么？我忘记了。现在感觉像是另一场人生的开始。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怎么能重新生活，怎么能继续活下去？但现在我就在这里有说有笑。我曾经伤心欲绝，曾经不知所措。我想找人谈谈，可是找凡人是不够的。我会去教堂，那里很安静，像是在丘陵上一样，安静得让人忘了自己。但每次我早上醒来，伸手探去——他在哪里呢？只有他的枕头，他的味道。
窗台上有只小鸟在走动，触碰着风铃，使我醒了过来。我没听过这种声音，这样的鸟叫声。他在哪里呢？这一切我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晚上，女儿会来找我说：“妈妈，我的功课做完了。”
这时我才想起我还有小孩。而他在哪里？
“妈妈，我的纽扣掉了，你可以帮我缝上去吗？”
我该怎么去找他，怎样才能再见他一面？
我闭上眼想他，直到沉沉睡去。他会在梦中出现，却总是转瞬即逝。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但是他去哪里了呢？在哪里？他不想死。他看向窗外，看着天空。我放了一个枕头在他身下，然后放了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他才能看得更远。他已经过世很久了，一整年了，但我们却没有分开。（她沉默了很久）
不用担心，我已经不再哭泣了。我想要谈一谈。我无法欺骗我自己忘记一切，就像我的朋友一样。我们的丈夫在同一年过世，他们一同去了切尔诺贝利，但她已经准备好再婚了。我并不是责怪她——这就是人生，日子还是得过，她家里有小孩。
他在我生日那天去了切尔诺贝利。家里那时还有客人在，他向大家致歉。他吻了我，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
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我的生日。他是建筑工人，他的工作地点遍及整个苏联，而我经常在家里等他回来。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就像爱情鸟一样，不断地分离，然后重聚。
那时候，我们两人的母亲都很害怕，但我们并没有这种感受，至今我也不知道原因。我们都知道他要去哪里。我应该拿邻居高中小孩的物理课本来看一看的。他去的时候甚至没戴帽子。与他同行的男人在一年内头发都掉光了，但他的头发却长得特别浓密，像鬃毛一样。
那些人都没活下来。一整队的人，一共七个，他们都死了。他们都很年轻，却一个接一个走了。第一个人在三年后死去。我们以为只是碰巧而已，我们以为只是命运。但之后第二个人死了，接着是第三个和第四个。然后其他人便开始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天，他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我丈夫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在半空中工作。他们将人们已经撤离的村庄的灯关掉，然后爬上路灯的杆子。他总是高高在上，俯视着空房子和无人的街道。他身高将近两米，有九十公斤重——什么东西能杀得了他呢？（她突然露出微笑）
他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举办了派对，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会帮他举办派对。我穿上美丽的长睡袍。我喜欢昂贵的内衣，我有很多很美的衣服，但这件睡袍很特别——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我才会穿。是为了纪念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个夜晚。
他的身体早已烙在我心里，所有的部位，我吻遍了他的全身。有时我会梦到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无法分离了。他离去的时候，我很想念他。想念一个人真的很痛苦。当我们分开一阵子之后，我感到失落，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在何处，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淋巴结有硬块，硬块很小，我的唇却能感受到硬块的存在。
“去看医生好吗？”我问。
他安抚我：“久了就会消掉。”
“你在切尔诺贝利过得怎样？”
“只是普通的工作而已。”
他没有吹嘘，也没有恐慌。我只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件事：“在那里跟在这里没什么差别。”
普通工人可以在餐厅一楼吃到面和罐头食物，长官和将军则在餐厅二楼享用水果、红酒和矿泉水。二楼有干净的桌布，每人都有一台辐射剂量计。而一整队的普通工人却连一台辐射剂量计都没有。
噢，我真的很开心！我们当时还去了海边，大海就和天空一样无边无际。我的朋友也跟她丈夫去了海边，但她觉得海很脏：“我们担心会得霍乱。”
是的，没错，报纸也提到了。但我记忆中的海却是不同的，是更为明亮的。我还记得海是如此辽阔，就像天空一样，一片蔚蓝。而他就在我身旁。
我是个为爱而生的人。学校里的女孩都梦想着上大学，或加入共青团的工读旅游，只有我梦想着结婚。我想要去爱，热烈地爱人，像娜塔莎·罗斯托夫 10 一样，只为了爱。但我不敢跟别人说，因为当时你的梦想应该是参加共青团的建设旅游。他们就是那样教导我们的，他们教育人们前往西伯利亚，去那片无法通行的针叶林。他们会这样唱着：“越过浓雾，还有那针叶林的气味。”
我第一年没考上大学，分数不够，所以去了通信站工作。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