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死定了！我们都活不久了！”“我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应该给予我们援助才对。”“啊，别再说了。日子总是要过的。”
我想，这些已经囊括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我们每天都听到这类话。就我来看——我们都是这个国际实验室里的实验品。一共有一千万白俄罗斯人，还有我们这两百万人住在这块有毒的土地上。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恶魔实验室，你可以记录数据，尽情实验。为了写论文，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圣彼得堡来的，还有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提前准备。（谈话中断了一会儿）
我刚才在想些什么？我又想起了战争与切尔诺贝利的不同。我想，我能开口谈论切尔诺贝利，但我不愿多说有关围城战的事。有人发给我邀请函，要我去参加“列宁格勒围城战之子”的聚会，我去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们只是要我说出害怕的心情吗？这是不够的。我们怕得在家里只字不提围城战的事，我母亲不希望我们记得这些事。但我们却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对。（他停下了谈话）我们并不会彼此谈起这些事，这个话题只会跟外来的人说起：那些外地人、记者，以及远方的亲戚。
为什么我们要避开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话题？比如，避免在学校跟学生提起。当这里的孩子前往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就医时，他们都会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我问过这些孩子：“别人都问你们什么问题？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们通常不记得当时身在哪个城市或小镇，也不记得那些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们都记得他们收到了礼物，得到了美食款待。有些人收到录音机，有些人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着不属于他们的衣服，像是去巡回演出过一样。
孩子们都很期待有人再带他们离开这里。他们会被送去给人观赏，然后带着礼物回来。孩子们都习惯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增长见识的方法。在“出国”旅游之后，在这豪华的巡回演出之后，孩子们终将回到学校。在教室里，我看得出，这些孩子都只敢看不敢动手。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那里有许多我的木雕作品。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的木雕。我说：“这些都是用木头做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看。”醒醒吧！木雕帮我走出了围城战的阴影，我花了好多年才走出来。
我们通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很有耐心，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叙述。我们害怕谈论这些事。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衍生的问题也不寻常。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
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