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起来很美味，吃了也不会肚子痛，更不会在夜里发光。
我的邻居在树林里搭了一间房子，他们测量过了，那里的辐射超标正常范围的一百倍。没有人去拆除那间房子，他们就这样住了下来，不需要配合，也不需要别人的协助，认为一切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刚开始，人们会将物品带给辐射检测人员检查——所有东西都严重超标，最后人们便不再去检查了。“反正眼不见为净。谁知道那些科学家又会胡诌些什么。”于是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翻土，播种，收割。
虽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人们还是照之前的方式过日子。对他们来说，不能吃自己种的小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还来得严重。
整个夏天，孩子们都必须待在学校里，士兵们用特殊的粉末清洗校园，还把学校周围的土地铲掉了一层。然后，秋天呢？他们带着学生来采集甜菜根。那些来自技校的学生，被带到田里工作。其他人都被赶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重要性，还比不上田里未收的马铃薯。
谁要为这一切负责？除了我们之外，谁要负责？
之前，我们并不在意身边的环境。如同天空、空气一般，就在我们身边，像是被永久赐予我们的一样，不受人的影响，永远地存在着。我以前常躺在森林里仰望天空，惬意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而现在呢？森林依旧美丽，长满了蓝莓，却再也没有人去摘了。
秋季的森林里，已经难以听到人声。恐惧已深入人心，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我们还是拥有电视、书籍，以及想象的能力。但现在的孩子却是在家里成长，他们不再和树林、河流为伴，只能在远处观望。这些孩子跟以往的孩子大不相同。我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我一直认为他的作品是经久不衰的。但我现在却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万一我们的文化只剩下一个装着古板书籍的老旧箱子，该如何是好？我所热爱的这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面对核弹攻击时，我们都很清楚要如何防范及处理。我们都能应付化学战、生化战及核战，但我们从未学过，要如何将放射性物质从我们体内除去。
的确，切尔诺贝利不能与战争相提并论，两者并不相同，但大家仍然将两者互相比较。我童年时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我知道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当我们在列宁格勒时，那里像战场前线一般，时常有人朝我们开枪。当时还有饥荒，持续了好几年，人们沦落到靠动物般的本能行事。但这里却不一样，请到外面的花园看一看，花草树木都还很茂盛呢！这两者根本不能相比。
我还有一件事想说，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啊，对了，天主保佑！遭到炮火攻击时，你可能活不过下一秒，并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死去，而是当场死亡。那个冬天，我们断粮了，列宁格勒的人开始烧家具取暖，房里所有木制物品都拿去烧了。我记得，所有书也都烧了，我们甚至把破旧的布丢进火炉。
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然后就地坐了下来。第二天经过时，你会看到他仍然坐在原地，因为他被冻住了，而他很可能会继续坐在同样的位置，坐整整一个星期，甚至坐到春天来临，直到天气变暖。没人有力气帮他解冻。
如果有人跌倒在冰地上，有时会有人过去帮忙，但通常人们只是从旁边走过，应该说从旁边爬过才对。我记得当时人们不是在走，而是在爬。那时人们的行动就是这么迟缓。没有任何事可以与这些情况相比！
反应炉爆炸时，我母亲仍然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常说：“儿子，我们都已经从最困难的状况中活下来了。我们从围城战中活下来了。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糟的状况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发生核战的准备，我们建造了核弹避难所。我们想要躲避原子，像躲避炮火一样。但是原子无处不在，在面包里，也在盐巴里。我们呼吸、食用着这些辐射。也许你可以不吃面包和盐巴，也许你可以饥不择食，把皮带煮熟，闻着香味充饥——这些行为我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核能，我却无法理解。
所有的东西都有毒？那我们该如何过活？刚开始几个月充满了恐惧。医生、教师，总而言之，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切，全都离开了这里，简直就是落荒而逃。但是军方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连持有党证也没用。
谁该为这一切负责？为了继续过日子，我们必须知道谁会为此负责。是谁呢？是那些科学家，还是核电厂的员工？是厂长，还是值班的人员？告诉我，为什么人们反对建造反应炉，却不反对建造汽车工厂？我们应该要求立刻关闭所有核电厂，然后再将所有的核能学者关起来吗？我诅咒这些人！但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罪恶。那些学者同样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我希望能成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我想要理解这一切。
人们现在有着不同的反应。十年过去了，人们将发生的事看成战争。也就是说，我经历了两次战争。我来告诉你人们的各种反应。他们会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十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