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五年前，六月，一个闷热的午后，我躺在宿舍的上铺一动不动。吊扇坏了，潮湿的空气从四面八方围堵过来，毛孔在卖力工作，排出一层层汗水，每一寸皮肤都忙着参与新陈代谢。只有我闲在这里，无事可做。
考试结束，论文完成，下个月就要离校了，工作还是没个着落。我打定主意要去大城市见见世面，我妈却强烈地希望我留在家乡，找个吃皇粮的单位，找个温柔的姑娘结婚，最好女方也是公务员，然后赶快生孩子，给她的晚年找点事情做。每次打电话，她都会说一遍同样的话。我上学的地方离家不到一百公里，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去过了。怕听她念念叨叨，还非得听完不可。
我翻个身，将枕头边那本折了角的推理小说拿起来，离校之前，这本书得还回图书馆。看到一半，凶手呼之欲出，故事毫无新意，里面的插图倒是画得很好，我试着在笔记本上临摹。舍友二毛走进来，看见我坐在床上拿着纸笔，问：“画什么呢？”
我给他看小说里的插图，是一个举着刀意欲分尸的凶手，低着头没有脸，只有后脑勺的一簇竖起来的头发。二毛的大名我几乎想不起来，他姓毛，在家里排行老二，在校报上写豆腐块文章，自称毛二，而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都管他叫二毛。
“你画得挺不错呢。”二毛夸奖我。我给校报画过插画，配在二毛的文章旁边，这让他的虚荣心大大膨胀起来。并不是每篇投稿都给配插画。自那以后，他总是夸我画得好。
二毛已经找到了工作，去一家银行做IT（信息技术）系统支持，稳定的职位，稳定而丰厚的工资，有时候我想，如果二毛是我妈的儿子，她会开心得多。二毛脱掉球鞋，滚在床上，抱怨屋里太热了，他刚在操场上投了三百个篮，浓重的汗味弥漫整个房间。我仍然在纸上画着，铅笔尖发出轻微的唰唰声，这声音让人身心宁静，仿佛有另一个自我投射到纸面的二维空间，获得现实中没有的自由。二毛伸展开四肢，不久就发出了呼噜声。
二毛睡觉很轻，用他自己的话说，总有一半是醒着的，因此，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马上翻身下床，多半是他女朋友打来的。
他接起电话，然后回头叫我。我花了几秒钟从上铺跳下来，在床边找到那双后跟被踩塌的运动鞋，走过去，接过听筒，里面说：“意城，听出我是谁吗？”二毛带着失望躺了回去，将手背覆在自己的眼皮上。
那声音似曾相识，随后我才反应过来，是表哥。我有好几个表兄弟，而“表哥”在我们家通常是指其中的一个，就是在北京卖计算机的那位，在我妈看来，北京如隔天堑，而表哥则是一段传奇：他十七岁中专毕业，便一个人上北京闯荡，他们爱用“闯荡”这个词，好像北京不是首善之都，而是草莽江湖，凶险万丈。每年春节，表哥回到老家，少则十来天，多则住上一个月。其间，他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见识风度，是亲友之间最热门的谈资。表哥享受着这些艳羡之情，他满面红光，递烟劝酒，动作敏捷，态度从容，像一只越冬归来的燕子，在自家的屋檐下轻巧地翻飞。我妈说，要有出息，就得像你表哥那样，我并不完全相信，对于她笃信的事，我总是存着一丝怀疑。即便如此，我还是听她的话，念了一个与电脑有关的专业。与电脑有关，就是与远在北京的表哥有关，我妈妈因此感到十分荣耀，好像我已经有了大出息的苗头。
三年过得很快，虽然只是个大专，我成绩还挺不错。同时，我开始画画，随手画点什么，看起来这像是一项娱乐，其实完全相反，画画是一种折磨。每次我拿起笔，铅笔或者别的什么笔，试图呈现一个画面的时候，我的手就开始不听话，每段线条都像是胡涂乱抹，像一群别扭不听话的狗，虽然我是主人，但它们却不听指令，朝各个方向疯跑。二毛说我画得不错，因为他不知道我真正的念头是什么。每完成一幅画，我都陷入一种近乎空虚的寂寞之中，只有等到再次拿起画笔，这种感觉才会消失。
“你以前学过吗？”画完那篇文章的插图时，二毛问我。
学过，如果中学时候上的美术班也算的话，我告诉他。我不太懂技法，基本功一塌糊涂，或许有些热情，但是技巧不够用，导致热情常常失控。有时候我想，等我赚到钱，要去好好地学一学，词不达意的痛苦或许会少一点。
对我来说，画画不仅痛苦，还很孤独，然而拿起画笔又可以排解孤独，这种矛盾令人着迷。毕业季的夏天，我画了不少乱七八糟的画，大部分没有完成。一些静物，几个偶然遇见的女孩子，一些花，或者一阵风。不同季节的风都有各自的线条可循，差别很微妙，也很奇妙，很难解释，似乎我可以构建出一种属于自己的观察方法和思考逻辑，然后用不成熟的技法表达。“手跟不上脑子。”我给自己下了这样的评语。
表哥打来电话时，我正在画那个凶手，给他一个冷硬的侧脸。线条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语言，怎么说呢，跟编程有些相似，节奏、逻辑、呼应、起点和终点，有时候整齐，有时候参差不齐。在我送给他一张他女朋友的肖像之后，二毛有时候会开玩笑似的管我叫“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