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遇见她，是一场奇妙的意外，也是天命的安排。人到中年，往往变得迷信，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以此来洗脱自己的责任。此刻，夜深了，窗外下着雨，我独自坐在桌前，将手指放在桌面上，触感凉而光滑，像在摸一张平静的脸，她躺在那里，永远地离开了。
那天，我和一些人站在一起，大家排成队，绕着她走成圆圈，哀乐和着脚步的节奏，像一场静默的演出。在这些面带肃穆的人里，我知道有人恨她、嘲笑她，也有人爱她、羡慕她，毕竟她那么年轻，那么美。如果不是这场意外，她会健康快乐地活到老，活到我现在的年纪，眼角生出皱纹，笑起来依然带着梨涡。
我看见她的母亲被两个穿黑衣的亲戚搀着。紫色的外套，黄色的鞋子，她是母亲，是丧事的主角，她不需要用穿着来证明自己的哀伤。到此刻她已经停止了流泪，眼中盛着一种空洞，使空洞也有了形质，她站在那里，仿佛不是活人，而是悲哀投下的一片暗影，模糊了她的五官与四肢。我认得出，那是她，是她老去后的样子。隔着二十年的时间，她站在自己的丧礼上望着我，是我一生也摆脱不了的噩梦。
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四月，天气晴朗，公司顶楼的会议室开着一扇窗，女秘书送进两杯咖啡，给我和另一位面试官。我们喝着咖啡，猝不及防地，她走进来了，牛仔裤，米白色的T恤，背着一只黄色的双肩包，一瓶奶茶放在包侧面的口袋里。她戴着眼镜，头发扎起来，白色的运动鞋很干净。我对穿白色的女孩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当然，也可能因为那是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她就是她，有时候，她又变得不是她，而是一种经过提炼的形象，像哲学家经常谈论的所谓的人的存在本身，理想的形象，就像古希腊的雕塑。渐渐地，桃子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一个完美而标准的模样，刻在人类远古的洞穴里，隔着熊熊篝火，她对着我微笑，就像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
她是第十一名面试者，手里拿着填好的表格，脸上带着浅淡而拘谨的微笑，那是一种无意识的胆怯与讨好，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脆弱的骄傲。刚毕业的名校学生，往往有种莫名的自大，需要打击，也需要培养。她前额的头发垂落下来，让人想起初春返青的柳条。我的同事接过她递来的表格，扫了一眼，就开始例行提问。
“你在出版社实习过？”
她回答“是”，接着去翻双肩包，似乎想拿作品一类的东西出来，被紧接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打断了。
“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
在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假装出来的生涩与诚恳，语速很慢，字斟句酌。然而她的眼神却不闪烁，始终直视着我们，这使得她的表演效果打了折扣，在谦虚的外表下，充溢着一种强烈的自信。美丽的姑娘，经常有这种隐隐的气势，那是常年被人追求而积攒出来的风流。她知道自己很美。
人事部的同事问完了常规的问题，向我点头示意，该轮到我了。这一次，她拿出作品，递给了我。她画得很好，是那种普通的、庸俗的、没有天分的好。我微笑着看完，断定她不是个有天分的画手，却恰好是职场中需要的那一种。她会努力、会听话，因为天资受限而机会不多，我不确定她是否明白这一点。近视镜片后面，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摘掉眼镜她会更美。
面试结束了，她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中，我喝掉了最后一滴咖啡。不错，这是个漂亮有趣的姑娘，然而再漂亮也不过如此。在北京，这样的年轻女孩一抓一大把，她们来自天南海北，穿梭在校园、街道、电影院、餐厅、图书馆、地铁站，空有青春，囊中羞涩。她们是这城市中的花，是所有男人恋慕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广告、杂志内页和街道上无处不在的LED屏幕里。这些可爱又可恨的年轻姑娘，当我走在泥泞的土路上，书包里揣着馒头和咸菜当作午饭，一天来回十几公里去上中学的时候，她们才刚刚出生。
说来奇怪，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条件比我小时候要好得多，他们从小就可以学画画，学音乐，学跳舞，学一切人类几千年习得的才艺精华，最后，经过如此多的训练，背负着无数殷切期望，他们依然长成了平庸的样子，拼尽全力追逐着一点活命的资本。在大好的青春年华，他们谈论吃的、穿的、电影明星、房租价格、换工作、涨薪水，等不及谈恋爱就急着相亲结婚，把饭碗和房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任由年华匆匆流过，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种提前老化的年轻人一点也激不起我的羡慕之心。可是她不一样，只消一眼我就知道，她正当青春。
她来得这么巧，又这么不巧，刚好站在我的面前。在办公楼的电梯里，我照见自己的形影：啤酒肚还没有长起来，四肢依然紧实有力。她的头顶只到我的肩膀，深蓝色的丝绒发箍让她看起来像个乖巧的小女孩。她双手紧握着一只长款女式钱包，这可能要花费她半个月的工资。我想象着她在柜台前左右迟疑，狠下心付款，而我老婆买起这些东西来眼都不眨。我是做广告的，对这个商品社会中的各种价格和消费人群，有充分的了解。
桃子入职的第三天，我借着欢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