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了问题。对一些孩子来说，上公立学校（注：英国的公立学校，实际是私立学校，相当于重点中学）就意味着一切，尤其是有些孩子从本质上已经被完全改造，迎合了英国公众社会的评判标准。他们的思想为社会所塑造、行为为社会所影响。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工作顺利、高朋满座，继而财源滚滚、声名显赫。但是，还有些孩子只适合家庭教育或高尚的海外教育。他们的性格之花、情感之蕊如此娇脆，只能在阴凉处绽放，耀眼的阳光只会使他们枯萎。考珀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悲思感怀，不是因为他天性颖悟，而是因为他敏感伤情。我由衷地喜爱伊顿公学的学生。可他们年满十八岁，仍然愚钝无知。他们从未得到过他们应得的个人关怀，晃悠悠地一年又一年地升学。天晓得他们根本就没有达到升学标准。上伊顿公学的好处根本谈不上，不过有一点可以保证的是，学生还是有所得的，他们变得非常谦恭和善，彬彬有礼。伊顿公学的学生都这样，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似的。但是，学生早期生活被不可救药地全盘毁掉了。他们变成了俗之又俗的人，接受的细心、耐心的教育也是任何一个小可怜接受的全部教育。但是如果他还能参军，还能过普通的家庭生活，这也是他所受教育的唯一好处。
上大学也是一样，孩子上这所大学，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上了这所大学，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叔叔在这儿有故交，再有可能因为这所大学给了他家乡一笔微不足道的奖学金。剑桥的老师会说：“他就应该上三一学院！”牛津的老师会说：“他就应该上基督教堂学院！”或“他就应该上巴里奥学院”！（注：三一学院、基督教堂学院和巴里奥学院都是剑桥和牛津的学院）为什么一个刻苦的学生只上一般的埃克塞特学院，而一个懒惰散漫、衣着考究的学生却可以上巴里奥呢？为什么一位真正的绅士只能去坏大学念书呢？在那儿，他除了和别人一样酗酒、抽烟什么也不做。为什么不可以让那些摇摆不定还没有完全定性的孩子接受更好的大学教育呢？全世界到处都有上错花轿嫁错郎、拜错花堂娶错妻的事。莱斯利·史蒂芬先生说三一学院连同不知名的小学校一样总有些稀奇古怪、离经叛道的人，“但是，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他也许上了你在大学城住了十多年听都没听过的学校。但他喜欢它、维护它，把它当作人间天堂，正如牛津学生维护基督教堂或巴里奥学院，剑桥学生维护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一样。
我们再看看社会生活中的转折点吧。在职场生涯中有很多成功的事例，而且它们绝不只是动听的故事。伦敦的一位副牧师像往常一样在小礼拜堂里一坐一天，担当社会救济员的角色。他们每周一天在小礼拜堂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发放免费药票、餐券和服装券，记下悲苦不堪的人的名字准备去登门拜访。你如果想和副牧师们进行五分钟的交流，你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找他们。只要在那个特定的工作时间，轻轻地敲一下小礼拜堂的门，就会听到副牧师喊：“请进！”你完全有理由相信里面还坐着一位爱尔兰乞丐。一天，突然有位绅士到小礼拜堂造访，他走进门问尊贵的修道院院长是否在家。副牧师说院长出城了，但他本人很乐意为访客做任何事情。那位绅士支吾了一会儿，说明了来由。他打算捐笔钱，赞助牧师们过上好日子，可他哪个牧师也不认识，不知道该如何捐钱。他来是想问问院长看看最应该赞助哪位牧师。我们那位正在当差的副牧师可不是傻子。人生的转折点来了、机会来了，就要抓住。那位副牧师说他知道有个人，完全有资格过好日子，不过不方便说出他的名字，其实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副牧师顾不上害臊，举出大量例证说明“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那位副牧师过上了好日子，但院长并不高兴这个结果，他更愿意把好事让给自己的亲信。还有另外一件机缘巧合的事，讲的是一位牧师偶遇上议院的大法官。大法官不是现任的哈瑟利勋爵，而是他的前几任。那位牧师是牛津大学的老师，和大法官一样是喜欢早起的人。他们碰巧到同一个乡间别墅游玩。一大清早，当整个世界还在呼呼酣睡，他俩在书房相遇了。共同早起的习惯使他们攀谈起来，竟然发现二人的兴趣和情感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后来大法官给了他机会，让他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每个大法官的秉性脾气都是不一样的。像韦斯特伯里勋爵那样的大法官就不喜欢给小教堂发放赞助金，甚至还通过一项法律免除了小教堂的赞助金。其他的大法官更是抠门得很，如果能用“抠门”这么个不好的字眼的话。事实上，国家根本不应该让大法官掌管教会的赞助金。大法官要想竞选获胜或是解决棘手的法律问题，也不见得非得取消赞助金不可。
读过坎贝尔的《大法官的私生活》一书的人，都觉得它一派胡言，因为满篇讲的都是很多律师突然一下子就功成名就的故事。很多律师都充分利用第一次人生机遇，就好像有老婆、孩子拽着他的衣角，求他竭尽所能一样。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但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一下就成了名医。有人只不过因为在卡尔顿的门口偶遇了一位大人物，就此成了国会议员。这个人想代表巴夫（注：一个政团）参加市竞选，他想让另一个口才更好的巴夫成员和他一起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