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经过一段漫长而模糊的激荡之后。你们难道没有在意大利看过歌剧吗？在换场的时候，那些大剧场里乱哄哄的，令人心烦，而且持续的时间还挺长；所有的布景全乱堆在一起，到处都在扯过来拉过去的，真让人难受，好像要闹个天翻地覆似的。不过，渐渐地全都归置好了，一样不缺，然后，大家惊奇地看到，在这么长的混乱之后，精彩的演出又开始了。我想写作的时候，脑子里的情景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我一开始就善于等待，然后再把这样描绘的事情的美表现出来的话，很少有哪位作家会超过我的。
因此，我觉得写作是极端困难的。我的手稿，涂来改去，增删取舍，弄得难以看清，证明我在上面下了多大的功夫。没有哪一部手稿，在付梓之前，没有誊抄过四五次的。我手握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从未能写出点什么。我只是在岩间林中散步时，夜不成眠躺在床上时，在脑子里打下腹稿。大家可以想象，尤其是对一个没有记性、一辈子也没能记牢六首诗的人来说，这有多么缓慢。所以，有的腹稿段落，我在写在纸上之前，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了五六次。正因为如此，我写那些颇费工夫的作品比写一挥而就的通信集之类的作品要成功得多，所以我一直没能把握住书信体的笔调，写的时候简直是活受罪。我每次写信，就连写些无关紧要的事，也要累上几个小时，或者，要是我想把想到的事立即写下来的话，我就不知如何下笔，也不知怎么收尾。我的信总是杂乱无章，废话连篇，别人读起来不知所云。
我不仅表述思想挺费劲，而且领会思想也是如此。我研究人，而且自以为是个很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所见到的却熟视无睹，只看得清自己所回忆的事情，我的智慧只有在回忆中才表现得出来。对于别人说的一切、做的一切、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一无所感，理解不了。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是外在的现象。但是，随后，这一切又回到我的脑子里：地点、时间、腔调、目光、动作和环境，我全回想起来了，什么也没漏掉。于是，我根据别人做的或说的，发现别人是怎么想的，而且很少搞错。
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连自己的思想都把握不住，可想而知，在与别人交谈时，为了说话得体，必须同时立即想到千百种事情，我该是什么德行了。一想到谈话时还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而我至少要忘掉几条，这就足够吓住我的了。我甚至不明白别人是何以胆敢在众人面前说话的，因为说话时必须字斟句酌，对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考虑到，为了有把握不说出什么可能冒犯什么人的话来，必须了解他们的性格，了解他们的历史。在这方面，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有一大长处：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哪些不该说，所以对自己说的就更有把握，就这样他们还常常不留神说出蠢话来。可想而知，从云雾之中掉到这种场合的人会怎么样了：他几乎只要一开口说上一分钟，就非受到驳斥不可。而在两人单独交谈时，我觉得还有另一种不对劲的地方，更加糟糕，那就是必须不断地说：对方跟您说话的时候，您必须回答，而当对方不说话的时候，您又得逗着说。单是这种难以忍受的拘束就让我厌恶社交了。我觉得没有比被迫立即说话、总要说话更加可怕的窘迫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对任何约束的深恶痛绝有关系，但是，硬是没话找话，那这就足以让我不可避免地要说蠢话了。
更加要命的是，当我无话可说，本该学会缄默不语的时候，我却像是早点还账似的，抢着说起来。我慌急慌忙地、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些毫不连贯的话来，要是这些话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倒也罢了，可我本想掩愚藏拙，却偏偏很少不出丑的。这种例子成百上千，但我只举其中的一件。那不是我年轻时的事，而是我在上流社会生活了多年以后的事，那时节，只要可能的话，我总要摆出上流社会的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架势。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个男子在一起，后者的名字说说无妨，他就是贡托公爵大人。房间里没有别人，我竭力地想插上几句话。在四个人中，有三个肯定不需要我多嘴多舌的，上帝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女主人让人送来一剂软糖式药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都要服上两次。另一位贵妇见她龇牙咧嘴，便笑着说：“是特隆桑（）①先生的软糖式药剂吗？”女主人以同样的腔调回答说：“我想不是的。”聪明的卢梭殷勤地插嘴说：“我想这种药不怎么有效。”大家全都愣住了，谁都没吭声，谁也都没有笑一笑。片刻之后，话题转了。这种蠢话要是冲着其他女人说的，可能也就是句玩笑而已，但是，对一位非常可爱、容易引人议论的女人这么说，就很可怕了，而我真的无意冒犯她。我相信在场的一男一女见证人，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的。这就是我没话找话时脱口而出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这事，因为，除了这事本身就令人难忘而外，我想它产生了一些使我不得不常想起它来的后果。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让人一看就明白，我尽管不是个傻瓜，但却常常像个傻瓜似的，甚至连善于识别人的人也这么认为。特别不幸的是，我的相貌和眼睛都透着精明样儿，人们对我的这种失望使我的愚蠢变得更加讨厌。这件小事虽说是特殊情况造成的，但对了解今后的事情不是没有用的。它是了解人们看见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