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花多少钱？”这是任何提出政策措施的人都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负担得起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当简单明了，但第二个问题就有点棘手。这将取决于一个国家当前的经济状况，而这个数字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更为主观。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标准是GDP，而如果说经济学拥有宗教信仰，那么GDP就是它的神。GDP是根据一系列调查收集到的数据编制而成的，代表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比如生产了多少鞋子）和服务（比如餐厅供应了多少顿饭）的总价值。它还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收入，以及我们（包括政府和企业）的支出。这一切听起来很科学，但事实是，GDP涉及一个女性问题。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黛安·科伊尔解释说，制定一个国家的官方GDP数字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很多人认为GDP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人为编造的产物，其定义中包含了大量判断。而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她说，衡量GDP“跟测量一座山有多高完全不同”。她提醒说，当你看到宣称“本季度GDP增长0.3%”的新闻标题时，你应该记住，0.3%这个数字“与数据中的不确定性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用来编制GDP的数据存在明显的缺口，加剧了其不确定性。有很多商品和服务根本没有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决定要纳入哪些内容多少是有些武断的。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我们并没有真正严肃地测量过经济。但在大萧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经济崩溃，政府需要更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1934年，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统计学家编制了美国的第一份国民经济核算。[1]GDP就此诞生。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科伊尔解释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框架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她告诉我，这个框架是为了适应战时经济而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产能有多大，以及需要牺牲哪些消费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争。”为此他们统计了政府和企业生产的所有东西，因此“政府和企业做的事情就被定义为经济”。但有一个生产的主要方面被排除在后来所谓的“如何思考和衡量经济的国际惯例”之外，那就是无偿的家务劳动贡献，比如做饭、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每个人都承认这些工作有经济价值，它只是不属于‘经济’的一部分。”科伊尔说。
这不单纯是一种疏忽，而是经过相当激烈的辩论之后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经济学家保罗·司徒登斯基在其195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收入》中写道：“在计算国民收入时遗漏了家庭主妇的无偿服务，歪曲了整个图景。”他总结道，原则上，“家里的无偿工作应该被包括在GDP中”。但原则都是人制定的，因此“经过反复讨论”、不断争论如何衡量和评估无偿的家务劳动，“他们最终认为，”科伊尔说，“收集数据的任务过于艰巨了”。
从建筑到医学研究，和许多为了简化而排斥女性的决定一样，这个结论只会在一个将人类默认为男性、将女性视为小众的文化中出现。只有当你认为女性并非不可或缺，才会去扭曲你本应尝试衡量的现实。只有在你把女性视为一个额外的、复杂的因素时，这么做才说得过去。但是，如果你要认真谈论人类的一半人口，这么做就说不过去。如果你关心准确的数据，这么做也说不过去。
排除女性确实会扭曲数字。科伊尔指出，从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看起来似乎是生产率增长的黄金时代”，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个假象。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外出工作了，而过去她们在家里做的事——未被计算在内的那些——现在被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取代了。“比如，在超市买现成的食物，而不是自己在家做。买衣服而不是在家做衣服。”生产力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它只是发生了转变，从女性化、不可见的私人领域，转移到了一个能够被统计在内的领域：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
未能衡量无偿家务劳动，可能是所有数据中最大的性别缺口。据估计，无偿照护工作可占高收入国家GDP的50%，在低收入国家则可高达80%。[2]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英国2016年的GDP约为3.9万亿美元[3]（世界银行的官方数据为2.6万亿美元[4]），印度2016年的GDP大约是3.7万亿美元[5]（世界银行的数据为2.3万亿美元）。
联合国估计，2012年美国无偿儿童保育服务的总价值为3.2万亿美元，约占GDP的20%（当年总值为16.2万亿美元）。[6]2014年，美国人为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庭成员提供了近180亿小时的无偿照护服务（美国每9个65岁及以上的人中就有近1个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这项工作的估值为2180亿美元，[7]或者如《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所说，“是沃尔玛2013年销售额的近一半”。[8]
2015年，墨西哥的无偿照护和家务劳动被估值达到GDP的21%，“高于制造业、商业、房地产、矿业、建筑、运输和仓储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