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活的国家，医生是一个有趣的职业。一方面，这个职业很有威信，令人闻之肃然起敬，几乎是一种荣誉。同时，医生又是骗子、盗贼和刽子手的代言人。人们依赖医生，但凡有点头疼脑热，他们就冲向医院。医院的挂号处凌晨五点就排起了长队，人们巴望着医生赶紧中止他们的痛苦，同时他们又警惕地看着医生吝啬的嘴唇和在病历上飞快划过的凌厉笔尖，怀疑对方的真实意图。只有成绩最拔尖的学生才有资格报考医学院，他们的父母哭着喊着阻止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几乎是这个国家最为高压和辛苦的职业，高危程度仅次于从政。医生们都很富有，虽然医院开给他们的工资低得可怜——这很合理，他们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去花钱，作为他们的雇佣者，医院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我的工作是医药代表，这听起来很有趣，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竟然有人可以代表医药，“我代表阿司匹林来解决你的头痛。什么？你的头痛是由疱疹引起的吗？很好。因为我还同时代表了阿昔洛韦和美施康定”。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婉转的托辞，叫“某某代表”的往往都不能成为那个东西的代表。我们只是为了避免“药品推销员”这种令供求双方都感到难堪的称谓。
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推销，就是把货物卖给那些自己并不使用这些货物的人。把习题本卖给老师，把校服卖给学校，把公用设施卖给政府，把烂橘子卖给工会，把钻石首饰卖给男人，把药品卖给医生。药物的最高标准是安全，可以治不好病，但要吃不死人。疫苗的最高标准是有合法批号，食物的最高标准是不下毒，万一出了人命，最好是慢性死亡，证据链模糊。
我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医药代表，热衷公共卫生事务，理念超前，早早地给自己打了HPV九价疫苗，签了死后遗体捐赠医学解剖的许可书，偶尔还去社区老人中心做义工。我所在的公司也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医药公司，我们可能会卖过度治疗的或者效果模棱两可的药，但是谢天谢地，我们不卖假药。我们的药都是真的，虽然贵了点。
也许因为我比较有道德感，我的业务在整个华东大区显得中不溜秋。我们大区的金牌医药代表是一个妖艳贱货，有一对呼之欲出的巨乳。每次她一坐到医生的对面，就感到累得不行，不得不用双手把那对奔走了一天的负担端起来，搁在办公桌上，好让它们休息一下。
但是我的业务水平也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么说吧，我是我们公司所有平胸医药代表里业务量最为突出的，我始终觉得这个事情主要还是要靠人品、靠智慧。当然我也有个把医生男朋友，可这跟销售无关，我从来不会为了卖几盒药去跟自己不喜欢的男人打情骂俏。我有自己的家庭，老公待我不坏，还有个十岁的儿子，已经在上三年级，学着钢琴，跟音乐老师的四手联弹还上过当地电视台综艺节目，生活堪称美满。交那么一两个无伤大雅的男朋友，无非是锦上添花，全图自个儿高兴。
林主任就是这么一个让人高兴的、德艺双馨的男朋友，他是赫赫有名的外科第一把刀，不单自己医术过人，操控达芬奇机器人手术也是全国一流，全国各地的有钱人用头等舱请他飞去会诊。我常常在医疗杂志上看到他，就算从头到脚无菌防护服，连头发都被一个浴帽状的绿帽子裹得严严实实，我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他的笑容太有安全感了，眼睛是两颗星星，没有发福之前一定更帅。我如果是病人，肯定一看到他，就会把心儿肝儿摊出来由他去割。
这么多年跑医院，跟形形色色的医生打交道，不看名字，不听抬头，我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好医生。好医生往往很笃定，不会说含混的话，个性刚毅决断。自信，并且有能力输出这种信心。尤其是外科医生，那是拿着刀子在案板上跟死神讨价还价的人，怂一点儿都不行。林医生就是这样的好医生。
通常医生一生会经历三段婚姻，第一段比较平庸，往往就是同学啊相亲啊这种单纯乏味的套路，这个时候的医生大多刚刚毕业，连自己的前列腺都还没摸清楚。事业尚未起步，生活也比较苦逼。作为医院的新人常常还要值夜班，值着值着，他们就把小护士值成了自己的第二任太太。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夜晚一起上班实在是太压抑了，让人虚火上升。如果你曾在半夜两三点钟去过医院那种总是等待着事情发生的静默的诊室，你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大多数医生要到了中年有成的时候才会幡然醒悟：一个家庭里怎么能够同时有两个医务工作者呢？
这时候名利双收的医生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挑选自己的第三任配偶了，年轻貌美不再是择偶的先决条件，他们往往会选择那些家世良好、教育程度高、性格温雅顾家、职业轻松稳定的女性作为伴侣，很多人会找高干子女，或者大学女教师。林医生未能免俗，他只是跳过了小护士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也是他端正、理性的一个侧证吧——他现在的太太是他的第二任，我看过照片，一个文静的富家女，童花头，皮肤白得发光。
林医生对我示好的时候我受宠若惊，毕竟有那么多娇俏的小护士都爱慕林主任，抢着要出林主任的台——当然了，是手术台，递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