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都走不到那栋议会大楼了。
随后我想起来，讲座是要有内容的，我不无惊恐地发现我只准备了个开头（“我经法兰克福来到卡塞尔，是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于是我决定，在发言的头几分钟里，既然我不得不即兴发挥，我要讲讲这几年我是如何跳脱了我唯一而排他的执迷之物——文学，转而向其他艺术门类进军的。
我要告诉大家，没有索菲·卡尔于七年前打到我家的那通电话，也许我对新战场、亦即其他艺术的大胆开拓就永远不会发生。我还会详实而展开地谈谈我和她在巴黎花神咖啡馆中的会面，谈谈与她提出的那个奇怪请求相关的其他一些事情——她请我为她写本小说，好让她照此去活。
随后，我会讲到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斯特以及我在她的几件辉煌的装置作品中做出的小小贡献。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她在泰特美术馆的涡旋厅布置的那件展品，它表现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后的世界图景。
通过回顾这两件距今不远且能说明我与非文学艺术间的关系的事件，我想尽我所能地多拖些时间。万一撑不满的话，我还能聊聊，生活中的我是怎么能遇上那么多事的，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发生时让我毫无察觉，只有在我重返旧日场景时举着放大镜看才会显现出来，而书写则是最有意思的放大它们的方法，你也可以借机浸淫其中，或深度钻研，看看我们通常认为的“被忽略的即是不重要的”是否真切。事实是它每次都挺重要的，可以说相当重要。
正当我组织着这最后一段发言，那股不合时宜的推力又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又想出门了，想直奔“这个变化”而去。我有些迷茫，这么说吧，我此刻享有的持久的好心情也甚是有趣：它无疑是股正面力量，可有时也会把我抛进讨厌的混乱与鲁莽之中，就像时不时有股隐形的能量要把我无情地卷入愈发狂暴的涡流中心。
事实是，这出门的愿望是猝然到来的；一时间，仿佛我的直觉告诉我必须刹住、要三思而后行似的，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将这种“impulso”根除；我细细思考着这个“物理量”，根据我先前所读到的，它在力学中描述了那种叫做“推”的运动……
但这波转移注意力的操作全无用处，试图叫停自己的努力也成了徒劳，因为在几秒钟里，我已揣着那团始料不及的物理量拐上了层间平台，乘电梯而下，问候了前台的姑娘（不是那个讲西语的，而是位日本女孩，换人了，我把这记在了我的红本本上，仿佛这是个十分值得深究的信号），来到街上。
我确信自己举手投足都满满的中国气质。踏进赛格尔的房间时我扮演着明朝的又一位臣民，只想迷惑一下蛰伏于暗中的那些舞者。明朝人，我思忖着，脚是平的，路走得挺慢。我坚信这点，即便心里清楚，我对明朝人是什么样的一无所知；我唯一能确定的便是，明朝人的特点肯定跟我设计的不太一样。
不管怎样我还是闯进了屋中的那团漆黑，假装相信自己化装成了个明朝人。我要让潜伏其中的舞者们感到不解。他们任我走着，比以往更无迹可寻，从未在任何一刻释出他们存在的信号。
就在我放下警惕、呼吸也松快了的当儿，一切都变了；是时我正欲回头，而在那零点几秒内，我忘记了像遥远的明朝人、扁平足的明朝人那样行走。就在那一瞬，有人在我耳边说道：
“Last bear。”
我看过一部电影，它的原名就是这个，且我似乎发觉，若这话真就是那些舞者说的，那逻辑何在呢？最后的熊？还是说，他讲的是last beer，最后的啤酒？我在黑暗中又迈出两步，朝着出口处的光亮走去，眼看就要到外头了，我却见到了某种闪着磷光、形似月牙的东西，我的第一反应是伸手去捞，却掏了个空，因为太晃眼了，以至于我来到外面时眼前还是一片模糊。就在此刻，我再次听到了那句话：
“Last bear。”
走在回酒店路上的我怎么都没能把那句耳语抛开；为找到潜藏在这两个词背后的意图，我甚而钻进了语法的歧路。最终，还是某件意料之外的事让我镇静下来：被尘封了的一段记忆在我脑中复活了。那时我还小，我姐让我站在壁角，说，只要我不再想那头白熊了，我也就不用罚站了。可我越不愿想到那头白熊，我就越会想到它。又过了些年，我大了几岁，还是会时常想起那种动物。我真正忘记它还要等到之后的某日；我终于设法搞清了逻辑语言给我设套的方法，从而尝试着摆脱了那个形象。于是，我把那头熊忘了，然而，这魔咒的解除却让我坠入了更加芜乱的执念之中。
* * *
(1)艾兴多尔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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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时刻，艾达·艾拉并未现身，是波士顿来到了酒店，好把我送去议会大楼。与她同来的还有阿尔卡。我忽然记起，后者还是皮姆口中“我卡塞尔之行的负责人”呢。由于她什么都没负责，我还以为策展办公室把她撤了——对我来说，这办公室才真叫是无影无形——可这会儿她又跟波士顿一起冒了出来，且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