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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假设过自己终究决定走进餐馆，而在紧接着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穷极无聊、啥事不干，也没像老实巴交的奥特尔那样摹写起无人交流的惨状，他必定会那么做的，而是偷听起邻座一对将近百岁的德国伉俪——这俩着实上了年纪了——的交谈，又翻译起一位越南女厨和一个大有可能来自奥地利的男青年的谈天，更有两位中国服务员，神神秘秘地评论起了他们和几周前坐在我位子上的那个作家的对话。
我还想象着，我去洗手间小小战斗了一下，回来就发现——真是惊悚——昨天那位神经有些错乱的塞拉老兄赫然立于我桌旁。要正常情况我当场就开溜了，可那天早上，我只觉世界逸态横生，生活别有意趣，便效仿着越南大师傅男友的冷静挨着他安安稳稳地坐了下来，登时觉得，这脑子进水的哥们儿似也比昨天有意思些了。
“老伙计，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我问他。
“我刚从疗养院回来，我的问题那儿整不明白。”
我随意摆了两句体己话，可听着就像我已同意接手他的诊疗事宜。当然，我立马警觉起来，因为我发现，若我不想让“将我的花瓶雅桌搭成个忏悔室”成为我文献展之行的全部的话，我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这医生与病人的图景有些“装置”的意味，却毫不先锋。固然对奥特尔这么个保守的作家你也很难要求更多。想到这儿，我终于决定把奥特尔替了，亲自出阵。我一把将那花瓶扔到了地上。我屏息凝神，让我意志不清的患者道出他的难处。中国服务员来了，抱怨起花瓶碎了的事，他的絮叨是我整个白天唯一翻译不出的东西，我对他斥责了我些什么也谈不上兴趣很浓。
起初大胡子塞拉是拒绝的，道，我说什么呢，他哪有难处，又问，难道我不记得了，他是个成功人士。可没过一会儿他就崩了，向我坦承，他要讲给我听的其实也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一点确实：就因为这个，他这辈子一事无成。
“我崩溃。”他说。
“什么？”
“我崩溃是伽利略的功绩，但明显的是开普勒的贡献被他漏掉了……”
这话就跟从英语翻到加泰罗尼亚语的谷歌翻译似的，而且表达很怪——假设它真的表达了什么。它像极了一句翻错的话，又说不定是句夏延(1)土语，实际上，它有些前句不搭后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语言让人回想起七十年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尤其是拉康学派的那些佶屈聱牙的句子。
我有些震惊地发现，二人间沟通障碍的问题甚至比我料想得更为棘手，此外，对这位不太正常的病患，奥特尔显然比我兴头更浓。我差点没让那保守派作家回到（充当病床的）桌边，而我则退居二线，仅以观察者的身份待在那儿。可最后，我决定亲自接手这个本质还算有趣的案例，因为不管怎样，那个白天，眼前一切都让我激动，我在万物中窥见了趣味，我珍视世界给予我的所有；我觉得，我爱的不是生活，而是活着，也心生一种印象，凡不懂得因物而喜的都是庸才，因为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言：“傻子活着才不知体验活着的快乐。”
“我不崩溃，”我道，“所以我不恢复。”
我俩越来越像夏延人了。
塞拉哭着，而我在那儿坐了好久，饶有兴致地考验着我崇高的牺牲精神——它无缝衔接了我始料未及的看护弱者和医治病患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从最悲情的维度逐渐理解了无法交流的不幸，也正因如此，对这患者无从下手。
还真是，我心想，我时常感到——好比现在——想象也是既定事实不可分割的部分，反之亦然。
外头，在车窗那边的广袤的郊野里，雨还在劈头盖脸地下着。
* * *
(1)即夏延族，又译作夏安族，美国大平原原住民，说夏延语，共14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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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人说过，真正的生活不是我们度过的生活，而是我们发动臆想所虚构出的生活。若此话当真，适才我将想象禁闭在“成吉思汗”不失为一种遗憾。我本可以飞去任何地方的，却留在这令人哀叹的中餐馆一角和大胡子塞拉聊起了天。我怎就那么爱自虐呢？塞拉之粗鄙不正是加泰罗尼亚在最近几十年里浸淫其中的乡土气息么？而多年未曾动下屁股的我已经习惯了那股恶臭，甚而都想不到那点，就像奥特尔所说的，不管情况如何（哪怕它尽善尽美），归根结底，逃跑才是正道，向其他领域进发才是正道。还是说，我所欲幻想的生活就是这般索然无味，除了在我加泰罗尼亚的肚脐上再添两撇胡子就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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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大巴上的我于记忆中重建着珍妮特·卡迪夫与乔治·布雷斯·米勒扬声器里的轰炸，我手机响了，一时穿云裂石。我之前一不注意，把音量调到了满格。车上所有人——这会儿乘客还不少——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是波士顿打来的，问我人在哪儿，又说希望能在不到四个钟头之后与我碰面，在此之前她都没法离开办公室。
我不愿告诉她我还在车上，更不想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