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别人窥视我的书架，因为这无异于窥视我的脑子。但我却喜欢窥视别人的书架，哪怕被视为一种恶趣味。
人类的脑子里，有99%是由别人的语言与观点构成的。属于自己的原创部分只有剩下的那一丁点。所以一个人读过的书，也表明了其脑内想法的历史轨迹。
不只如此，从外部难以发现的特殊怪癖、嗜好等，都会体现在这个人的书架中。书架，就是脑内事物的存储目录。
我的书分别存放在三个地方。任职学校的研究室、东京的家，以及山里的工作室。我偶尔会接到“参观书架”的采访请求，但只对外展示研究室的藏书。因为这部分是具有公共性质的、与工作相关的材料，被再多人看到也无妨。家里却有很多我不愿展示也不想被人看到的书。如果有人参观我的书架，大概会对诗歌类书籍如此之多而感到讶异吧。这类书我统统放在家中。此外，还有情色类书籍……
插画作家内泽旬子女士的工作内容十分独特，她曾在创作《老师的书斋——现场报道插画有“书”的工作室》（幻戏书房，2006年）时，到我的研究室取材。上野研究室两侧的书架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而这只是其中三分之一，往里走还有。所以实际藏书量是乍见的三倍。
有人会惊讶地感叹：“欸——您居然看过这么多书？！”因为书是研究者的谋生工具，数量自然多，并不值得夸耀。至于我是否全都读过，则属于企业机密。
比起藏书量，我更引以为傲的是自己使用的图书分类法。日本图书分类大多采用十进制分类法[1]、所属领域分类法、开本大小分类法等，我却是按作者姓名的五十音[2]进行排列。所以，如果要找鹤见和子女士的书，只要按她的姓名首字发音，在“つ”类（T）[3]书籍寻找，就能在第三列书架的深处找到。
这种分类陈列的方法，是我从纽约下城区的二手书店“斯图兰德”（Strand Bookstore）的“八英里书架”学来的。这家店的所有书架都摆满了书，据说把楼上楼下的书全部放在一起，足有8英里，即12.8千米长（截至2008年的现在，几家店铺的书籍加在一起已达18英里）。该店的书籍完全是按作者姓名的首字母顺序陈列。我对此钦佩不已，这一来，无论什么书都能找到了……于是，我借用了这个法子。先前尝试过各种书籍整理方法都不甚满意，直到用上它。
这种陈列法的效果卓绝。
首先，是能消灭书籍的库存积压。书这种东西，虽然买了，却总是会找不到放在哪儿。我时常为了短短几句引文而翻遍书架，眼睛充血都找不到想要的那本，只好再买一次。所以整理书架时，总能发现两三本一模一样的书。
库存积压（dead stock），按字面翻译就是“死掉的藏书”。图书馆虽然是书籍的仓库，却不是埋葬“死掉的藏书”之所。如果没人取下书本，使其复活，书就真的死去了。自从采用了“斯图兰德”的图书陈列法，我再也不会找不到想要的书了。换句话说，“死掉的藏书”比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还能防止自己冒失地重复购买书架上已有的书。
此法还有个效果，就是能让所有人都熟练使用我的书架。我的研究室内常有学生进出，采用这种陈列法，只要拜托他们“帮我拿一下恩洛（Cynthia Enloe）的书”，他们就能在“え”（E）区域找到它。即使没有书目，学生们也能在我的书架上找到他们想要的书，自由地借阅。只要知道了想找的书的作者姓名，比起去图书馆搜索，在上野研究室专业方向的书架里寻找更加省事。
不过，维持这种陈列也要花费相当的成本。从书架里取出的书必须放回原位，这项工程意外消耗体力。每当开始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我都要抽出大量书籍堆在一起，用完后再放回去就很麻烦。为此，我会付费聘请学生来帮忙整理研究室的书架。若非如此，这种分类法就难以维持。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很多时候记不住作者的名字。尤其是几人合著的书，虽然记得想找的那个作者，但就是想不起编者的姓名。有时候书籍装帧、开本大小都浮现在脑子里了，却怎么也想不起书名与作者名。大概也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吧。
另外，这种分类法也不像按主题陈列的书架，无法在关联书籍中发现意料之外的惊喜。毕竟是按作者姓名的发音顺序排列，毫无深意。非要说有什么意外之喜，就跟翻开词典、不小心瞟到旁边词语时的心情一样。
因为书架拥有自己的个性，哪本书放在哪里，只有书架的主人知道。但主人的脑容量也有限，随着书籍增多，主人可能也会忘记。除了脑容量，书架空间也有限，很快就会被填满，接着只能把书堆在地上，任其散乱在各处，占满房间。内泽小姐到访过的书房就有类似的情况——她能把见过的场景惟妙惟肖地重现在插画上，这种才能令人惊叹——我见了不禁莞尔。那幅画显示出房间主人是个爱书的读书人，叫人心生好感，但环境看来应该相当不便吧。我以前大概也是这样，看来现在的做法确实比较好。思及此，我又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