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建立新的部门。在周琅看来，官府为了收牙税，而对中介行业的控制，是对商业活动的一种限制。很多中介行为，其实普通人不经意间就做了，完全没必要控制。
契税，这个税种现代社会也有，印花税就是从这里发展来的。但周琅发现，这个契税更多的是行政范畴的弊病，由于满清官府（历代官府都有这毛病，包括某一阶段的公仆）难接触，难办事，大量交易是以私约形式，而不是公约，双方都避免官方的介入，因此大量私契流行，契税根本收不上来。本来重大交易让政府公正一下，这属于政府服务，却因为难接触而大家不愿意接受你的服务。这个税就显得尴尬了，政府想收收不上来，百姓交不交其实无所谓，但因为别的原因不愿意让官府介入，而规避了。
由于契税现代社会也有，让周琅考虑了很久，但他还是大胆取消了这个税种，谁说自己就一定要效仿现代人，而不能体现进行创新呢，只要原理上讲得通，就可以进行尝试，这个税完全没有意义，取消就取消了吧。
矿税，这个是要征收的。满清对开矿的限制很严，明朝也是，主要担心的是这个职业会造成大群人在荒野聚集，害怕百姓造反，在限制集会的时代，宁可不要税，也不想有风险。因此明清的矿税，大多是通过发放执照的方式限制和控制开矿行为。周琅则是大胆鼓励开发矿产资源的，所以这个税种不但能收，而且很有收的意义。但收税的意义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有效监督。所以周琅决定，矿税采用给授权征税的形势，而不是对生产进行征税。由矿主申请开矿，开矿的门类，产量都要进行登基。
这反倒有点像清政府的牙税，是向准入资格征税。但要求商人每年汇报矿山的大小和产量等基本情况，方便政府掌握本国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不对产量征税的原因在于，需要人为去核实，然后就要派出监督人员，而监督人员是否诚实，会影响税收，又有空子可钻了。
落地税也是直接取消，周琅鼓励商贸，怎么可能对开办商铺征税。不过要求商人申报执照，登基经营门类等。但这依然只是参考意义，因为商人比普通人更灵活，主营业务变动很大。
所以老税种基本取消，按照周琅在东港制定的按照店铺门脸长度纳税的办法，可以说只保留了店铺税一项，但在征收方式上，也不是以发放执照类的授权税形势，而是以店铺重要的功能性标志，门脸大小来征税。
而且取消了之前在福建推出来的根据经营门类执行不同税率的办法，因为周琅发现执行上的难度让商人和税官都不舒服。
税官报告，经常有商人不按照自己的经营门类经营，一个卖粮食的，有可能代售布匹；一个卖盐的，有可能代销糖。这产生了大量的纠纷，商人会控告侵入自己领域的其他商人，税官因为对方乱改经营业务，想进行罚款，而对方可能不服。
那些经常性变动经营业务的商人自己也感到委屈，他们做买卖的哪能被限制死了，谁不是什么生意好做做什么，明明今年丝绸生意不好做，还不许人做点蔗糖生意周转一下了。
周琅也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商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商人无法在一个细分市场中取得别人无法替代的技术优势，从而不愿意固定在一个行业，还是说商业自身不够发达，一个细分市场无法支撑一定数量的商人常年坚守。或者是中国商人自身喜好投机，或者思维更加跳脱，只愿意追逐做好的生意，而不肯深挖专业市场。
总之既然商人觉得政策对他们的经营产生了影响，那么就改。
本着极简主义的原则，周琅取消任何对经营做限制的措施，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既然不控制经营门类了，也就无法区分税率，依然只能按照门大小征收店铺税。至于说专业化程度不够之类的道理，周琅才不管呢，商业原则永远只有成本和效率之分。
西方人倒是专业，渔民捕捞都按照规定的授权进行，捕捞鲤鱼的捞上来鲟鱼就得扔掉。监管也十分严格，可英国曾出现过一个渔民被四个不同部门的管理人员监管的事情，而且因为该地区就只有这一个渔民了，导致四个政府官员唯一的工作，就是从不同角度管理这一个渔民。这专业是够了，可成本和效率都太夸张了。
周琅打算按照商业的原则来重构中国社会，在民政上现在还做不到，那么至少在商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