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啊。
除了这些精英外，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当地的地痞流氓头子周琅也见过，城里经营赌场、院妓这些灰色产业的帮会头子送来的两百两银子他也安然笑纳，并且保证不会骚扰他们，可也要求他们不要趁乱作恶，对方唯唯诺诺的表示不敢。
当地不得志的读书人，下九流的流氓头子，这些人周琅可以敬而远之，不求他们为我所用，但求他们不搞破坏，可有一些势力，则让周琅都感到有些矛盾。
那就是当地真正反抗官府的会党势力，也就是天地会。
他进入作用第三天，就有一个自称天地会堂主的人拜访，他们并不是来投效的，而是来联盟的，他们希望周琅发兵凤山县，表示说他们几百兄弟可以作为内应。
乾隆朝末期的满清，并不是教科书中描写的康乾盛世，而是相当复杂和矛盾。
台湾作为一个边疆之地，则更加复杂，因此这里也是最混乱的地方。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基本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人地矛盾，就是农业社会中的土地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从经济上表现为农业无法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就业不充分意味着有大量的闲散人口，这构成了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存在，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开发，台湾的平原地带基本上都开垦成了耕地。而且由于是殖民性开发，往往带有一种特点，那就是土地过于集中。台湾的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远比大陆更高。清政府在鼓励台湾开垦过程中的政策，助长了这种土地垄断。最开始是奖励收复台湾的功臣，比如施琅家族早在康熙年间，就夺占了台湾南部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户，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
康熙之后，当地官府采取鼓励开荒的方式来增加赋税。开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十分惊人，私人往往无法承担。历朝历代往往是由官府统一组织开垦。可是清政府对台湾的态度一直十分不重视，结果当地官府主要采取了鼓励私人开垦的办法。从福健、潮汕等地招募有能力的富人前来垦荒，允许他们圈占大批生地进行开垦，这些承垦的人家称之为垦户。这些垦户自行招募佃农，他们承担开荒的前期投入，最后成为地主，佃农则成为他们的佃户。因此后期开发出来的土地，大量集中在这些垦户手里。
随着台湾的开发完成，台湾社会中的佃户比例比大陆更高，这些没有自己恒产的佃户，很容易分化成无业游民，加上愿意出海移民的人，往往都不是什么安分守己之人，所以台湾的社会风气远没有内地安分。
还有开发耕地的过程中，许多原本是当地土著居住的地区，也被那些垦户承包下来，他们从当地部落手里租下或者买下这些土地，然后垦荒。失去土地的土著生计困难之后就会反叛，官府最后往往会偏袒这些地主，一次次镇压土著之后，导致台湾原住民最后大多居住在山区。可民族矛盾积累了下来，这也是一大不安定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则是，台湾是最后统一进国家的地区，因此一直就有反抗的基因存在，天地会就是这个反抗文化的旗帜。
大量的无业游民，不安分的社会风气，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旧有的反抗文化，这些加起来，让台湾社会格外的动荡。
所以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年到1788年）发生了林爽文起义，从南到北，整个台湾都被波及。林爽文就是天地会的头目。
林爽文起义，也不过是五年前结束的事情，可以说他的影响还没有结束。遍及全台湾的天地会余党进入了地下活动，但却一直在积聚实力，打算卷土重来。
周琅矛盾在于，这些天地会的人手，有可能会在自己跟当地官府的冲突中帮助到自己，但也有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周琅并没有现在就在台湾建立基地的打算，台湾在周琅的计划中，也不是建立基地的选择，因为这里没有他需要的贸易基础。他需要以商业贸易来积累势力，广東和福健这两个茶叶出产基地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如果真的跟天地会结盟，有可能引起范围广泛的起义，倒是波及太广，死伤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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