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经济学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使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流派与各自的参照系相对称。这就是经济史、经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虽然规范与实证是历史更替与逻辑交替的两种方法，但对这种更替过程的反思却只能运用规范的方法。实证的不一定是规范的，但规范的则一定是实证的——规范是对实证的相容和超越，是方法论发展的更高阶段，正好像与之对称的文化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一样。离开了规范性的实证性，只是相对的；只有包含在规范中的实证性，才是绝对的。
不但经济学有规范与实证之分，经济发展也有“规范”与“实证”之别。美国奴隶制的消灭，不是“实证”经济发展的必然，而是“规范”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物，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经济发展本身是规范的指导，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当然也应该是规范的。意识形态，往往就是这种“规范”的内在环节。
作为实证经济学的数理经济学是横断科学，规范经济学是纵深科学，纵深科学以知识运营为前提，知识运营以人类二次创业为背景。只有人类二次创业，知识运营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占主导地位，使人的主体性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才能使经济学由横断科学升华为纵深科学，才能使经济学由实证经济学转变为规范经济学。因此必须在人类经济发展的五度空间框架中观察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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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背景与实践框架中来观察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才能对二者合理定位，并明确今后发展的方向。这就是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方法论。
诺贝尔奖经济学本身也显示出它的周期性；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学的实证性离不开规范性，规范性也蕴含了实证性。把诺奖周期中的某个环节抽取出来，直接宣告实证主义或规范主义的胜利，正好像把经济周期中的某个片段抽取出来建立模型一样，其结论是不可靠的。每个诺奖经济学都构成了人类经济认识大圆圈中的小圆圈或某个环节，但每个小圆圈都不能取代大圆圈，也不能把大圆圈归结于某个小圆圈。按诺奖数量在分支学科的比重来证明经济学更侧重实证性或规范性是不科学的。
所以，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经济学的发展从实证到规范，哲学的发展从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分离到统一，是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学者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提出特定的思想与思想体系；在特定的历史参照系中，也许是正确的、合理的，但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无论是《资本论》，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例外。
两极相逢 思辨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运用抽象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运用抽象法，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价值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
所谓思辨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辨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
世界是可知的，思辨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辨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辨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
因此，只有思辨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辨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
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理论体系。而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