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各家各派、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思考，其中不少观点和流派针尖对麦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典型的方式说明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说明了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思考的层次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看法的一致程度成正比，而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使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得以充分暴露。对投资和消费哪个更根本的类似“鸡和蛋哪一个在先”的喋喋不休争论，源于对金融危机的视角仅停留在政策或金融学层面，而对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一叶障目。所谓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就是通过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思考，认识经济现象后面的深层次本质、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规律，理清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找出各种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范式产生的内在必然性，给人类历史上大的经济学流派以合理定位，推动符合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般化、人类化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的产生与发展，并在此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自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更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知识化进程。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关系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正好像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样——经济关系的对称要求，是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根本动力，而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发展的规律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与各种经济学范式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规律的展开和表现，通过这种转化使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就是实现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隐藏在经济危机后面的经济学发展的契机就是我们把握经济学史上各种经济学理论相互交替的线索，把握经济学发展规律的线索。
马克思《资本论》可以说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产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历史契机，那么同样，《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本运营为主导向知识运营为主导转变时期的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如果说，工业经济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只能产生矛盾辩证法、矛盾逻辑、历史唯物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均衡点”理论与两大部类生产理论、传统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么产生于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新时期的经济危机也同样说明了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的历史必然性。只是，正好像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有不同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条件下不同经济危机和不同经济学范式、不同经济学范式背后的不同哲学范式之间的内在连接，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揭示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用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来解释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转变的必然性，本身就是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的最主要内容。
《资本论》的辩证法是矛盾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只讲遵循客观规律，不讲主客体的相互建构，实质上限制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资本论》和其他西方经济学，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归根结底未能摆脱客体而非主体、科学而非人性、实然而非应然、描述而非规范的经济学范式框架。这是《资本论》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模式”的深层次的根源。《资本论》中蕴含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主体论、历史主体性与历史规律性的矛盾，是《资本论》的悖论。《资本论》的悖论说明：矛盾辩证法不能作为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能作为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的只能是对称辩证法。发展只能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人类经济活动是系统工程，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斗争是相对的、同一是绝对的；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称运动规律。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是以知识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