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黎阮两朝达到鼎盛。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废止汉文、喃文和科举制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这样儒学与汉文化的传统被割断。但是由于两千年传统的影响，许多人心向儒学，在法国占领之后仍在学习、研究它，一些大儒写出研究专着，表达抗法復越的思想。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也同朝鲜、越南一样，很早便输入了儒家学说，并深受其影响。关于儒学传入日本，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秦始皇时代，徐福以赴东瀛采长生不老药为名，带数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随船带有儒家典籍。另一个说法则是公元285年，百济使者荐博士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千字文》。此事中日史书均有记载。当时日本正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有家族制度，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需要文字但还没有文字。《论语》一书从载体(汉字)到内容，都非常适合日本的需要。于是儒学就与汉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过在王仁到日本之后的二三百年间，儒学教学仅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进行，影响尚不普及。
公元7世纪的日本列岛上，皇权与代表氏族制度的旧贵族矛盾日益尖锐。为加强皇权，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17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之外，其他各条皆为儒家信条，主要是忠、信、仁、礼。“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12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第六条)“信是义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条)“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四条)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长期留华的对隋唐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渊请安等人帮助下实行“大化改新”，废除了旧贵族私有部民制，按唐朝的榜样，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使日本成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圣德太子执政后，特别是大化改新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学习儒家经典，搜求儒家书籍。并在首都设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推进汉文化主要是儒学教育。
在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时期(公元794—1192年)统治者虽垂青佛教，但从未放鬆推进儒教，他们明白精神解脱要靠佛教，但治国安民非儒术不可。除继续派留学生，进口、印製儒书，加强大学寮的管理外，特别注意将三纲五常和忠、孝、礼的观念灌输到民间，而孝是重点。孝谦天皇曾下诏说，孝是各种德行的基础和治国安民之道。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孝经》，经常背诵实行。历代天皇对孝子顺孙都给予各种奖励。日本虽无科举制度，但朝廷规定，政府官员一定要从修习仁、义、礼、智、信的人中选拔，根据其素质与程度委以官职。这种做法对儒风的振起有绝大影响，其作用不下于科举。在奈良、平安两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公元701年开始祭孔，768年尊孔子为文宣王，亲王以下百官都参加释奠，典礼过后到大学寮听讲儒经，或由天皇召博士入宫讲经。当时崇唐之风十分盛行，遣唐使、留学生仰慕盛唐文化，许多人长期留唐，游学、做官甚至娶妻生子，终身不返。回到日本的也与众不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吟唐诗，说唐话，意气扬扬，唐味十足。慕唐达到顶点之后便走向反面，有识之士提出“和魂汉才”，即借鑑中国文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而不是事事模仿。平安中期以后，停派遣唐使，努力摆脱唐风，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这并不意味儒学的停滞。相反，儒学在日本化之后得到新的发展。
1192年之后，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幕府将军实行独裁统治。将军、大名、武士组成的等级制的武士地主阶级，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和土地。他们的理论家适应当时的需要，取儒家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和佛家不念生死的思想，加工形成武士道德或武士道精神。由于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一，所以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1603年德川将军削平群雄，建立江户幕府，处理全国政务，管辖全国领地。一个中央集权的实行等级身份制的封建国家正式形成。从这时到明治维新的200多年间，称为江户时期或德川时期。这是日本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儒学高度发展的时期。这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原始儒学，也不是汉唐经学，而是朱熹的理学。
理学早在十二三世纪便传到日本，德川将军统一全国之后，认为武功已到顶点，但文治还不够，于是锐意崇儒重道。他抛弃佛教，提倡理学，重用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等理学大师，让他们讲学、着书，传播发展朱熹思想。藤原惺窝遵从朱熹的性理说，认为天地万物皆以理为本。他批评佛家思想，使日本儒学最终摆脱禅学影响，他的弟子很多，最着名的是林罗山。林罗山心悦诚服地尊信程朱，既反对佛教，也反对耶稣教，着有《排佛论》和《排耶稣论》，反映了幕府将军对佛的厌弃和对西方势力的疑惧。他还大力论证日本的神道和儒教——理学的一致，使它们更好地结合起来。经过林罗山的努力，朱子学成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