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拖着邓世祥亡命般地猛跑。我知道，这个时候的“尖下巴”与后面的同伙碰了头，必然已核实了我们的身份。因为这次暗访只有报社领导知情，而报社其他人员根本不知道我们此时的处境，当有人打电话询问我们的情况时，自然会将我们的记者身份如实相告。后来我才了解到，我和邓世祥刚走的同时，“黑老大”把玩我们的呼机，上面显示报社正在寻找我们的留言。他们看到后不由心惊胆战，杀心顿起，一致决定豁出去也不能留我们活口。
跑步对于我来说是强项。当年我在海军陆战旅时，艰苦的体能训练中，我们每天至少要保持一个10公里和5公里的负重长跑训练。后来这个长跑的习惯我又坚持了多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长跑的速度和耐力，一般人还真难以与我相比。我迎着阳光跑去，对温暖与生命前所未有的极度渴望使我萌发了无穷无尽的动力。当我一鼓作气衝出王圣堂村牌坊，一眼发现邓世祥正坐在街沿上喘粗气。
“站住！快给我站住！”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邓世祥，“黑老大”带人追踪而至，大砍刀挥舞着。我来不及停下，凭藉惯性拽上邓世祥向马路狂奔。
我们衝出了王圣堂牌楼，接着又跑到了人流细密如织的广园西路口。这时，一辆从白云区瑶台开往广州华葆公园的189路公共汽车正好迎面驶来。此时的我真像溺水的人突然捞到一根救命绳子一样，我拉着邓世祥的手，什么也没多想，还没等司机将车开到站牌前停稳，我们就向车门扑过去。
我想也没想，就将身上仅有的两张10元纸币统统塞进了投币箱，这20元钱正是临出门时黑老大给我们作路费的。随着公共汽车大门啪的一声关紧，我和邓世祥紧悬着的心终于才放下来。
接着，我们这两位死里逃生的年轻人，情不自禁紧紧拥抱在一起，眼泪夺眶而出。邓世祥紧握着我的双手，哽咽着对我说：“好兄弟，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的小命早就没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从现在开始，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一见到我们熟悉的南方日报大楼，重新沐浴到这春日明媚的阳光，我像一个刚从地狱里逃出的囚徒，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南国四月新鲜无比的空气，我这个时候才深切地感受到阳光是如此的温暖！活着真好！
获知我们的惊心历险后，报社几位领导先让我和邓世祥休息两天，同时也让我们合作写出一份有关此次采访的全部经过，报社准备以两个整版的版面发表这篇独家报导。
4月5日，根据报社领导的决定，采访部主任任天阳带领着我、邓世祥、魏东和一位当时负责省厅新闻的同事，前往位于广州市黄华路的省公安厅，汇报我们在广州王圣堂采访时的遭劫情况。
省厅的有关领导获悉《南方都市报》记者因为暗访黑窝而历经九死一生的情况后，极为重视，马上在我们的反映材料上作了批示，指示广州市公安局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有关部门，要加紧力度，破获此案，彻底清除这一无法无天的黑恶团伙，为羊城人民除去一大害。随后，广州市公安局指示刑警大队和白云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负责侦破此案。
4月13日上午，我和邓世祥随同专案组的几名便衣民警继续在广园西路一带蹲守。为了便于抓捕，专案组还特意将一部吉普车摘去警方牌号，停在马路边。
上午10时20分左右，我和邓世祥正在华南影都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大门前转悠，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悄悄跟在了我的身后。我警惕地看了那傢伙一眼，似乎很面熟，儘管此时他没有再像上次一样戴上墨镜，但那凶狠的模样，那尖尖的下巴，那走路的架势，早已像烙印一样深深印在我的头脑中。我心中不由一阵狂喜：我们等候了3天的鱼儿今天终于出现了！
此时的邓世祥也发现了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他紧张地捅了捅我的背，用惊愕的语气小声对我说：“快瞧瞧，那人是谁？我们好像又被跟踪了！”
我猛一回头，和邓世祥几乎同时喊起来：“黑老大！”
这个时候令我惊诧的不是有人在跟踪我，而是在转眼间的功夫，那跟踪我们的人竟然由“尖下巴”变成了“黑老大”！从这傢伙躲躲闪闪的情形看他显然已经认出我们。他和那个“尖下巴”不知盯上我们多久了。我赶紧捏了一下邓的手心，暗示他此时千万不要紧张。
我拉着他不露声色地向前走去，同时向相隔不远的便衣警察发出了“蛇已出洞”暗号。我的手势刚收回，真正的黄雀从天而降，只见两个手脚利索的便衣分别从不同的方位衝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快地扑上前去，一把将猝不及防的“黑老大”按倒在地，紧接着，只听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死死咬紧了那双骯脏的黑手。还没等这傢伙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两双大手早就一把将他像鸡一样拎了起来，砰地扔进早停在路旁的那辆不起眼的吉普车里。但我既兴奋又揪心，因为那个阴险狡猾的“尖下巴”此时却趁机溜了。
经审讯，当日被抓获的“黑老大”正是这个“帮”有名的头目，姓于，41岁。王正曾揭发过。还有另一个“老闆”，叫李××，他在家与“黑老大”同一单位上班，是湖南某煤矿人，下岗后在单位共带出7名职工，来广州从事抢劫犯罪活动，并成立了两个犯罪团伙。
第五章 枪口下的政法记者生涯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