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德付的大力保护下，我终于保住了饭碗。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两年后，当身为副主编的朱德付突然被“调离”《南方都市报》后，我还是被某个视我为眼中钉的领导，以“采访祈福新村血案失实”为藉口，终于将我“开”掉。当然，这是后话了。
儘管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我曾先后四次历经死里逃生，数次遭受到黑恶分子的威胁，遭人诬衊和陷害，几次被迫走上法庭与采访对象展开诉讼之战，做过原告也做过被告，同时还被迫进行刑事自诉，但是，从真正的意义上讲，这次暗访华才职校的经历，可以算得上是我这十年政法记者生涯中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此说来，华才职校的采访经历和事后遭受到的压力，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是富有纪念意义的。
第五章 枪口下的政法记者生涯第34节 向黑恶势力“叫卖”人头！（1）
披露了广州华才职校有关骗局后，我又做过一系列社会反响较大的社会新闻，从而在人才济济的都市报立下了足。在《南方都市报》做政法记者期间，我曾采访过数起有关保安员违法乱纪事件，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反响的有：“猎德村治安员持枪铐人”、“猎德村治安员深夜破门查证”、“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无辜人事件”、“深圳保安员围攻巡警”、“深夜查房吓死打工妹”等。其中，我独家策划并深入采访的广州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伤无辜市民黎世冬的恶性事件，使我在羊城的新闻事业陡地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我采访其中黑幕时所遭受到的一系列的危险，更令我至今想起来毛骨悚然。
1997年12月9日凌晨2时许，在天河区梅花园红旗站综合市场附近一家“大家乐餐厅”的大排檔门前，36岁的黎世东和工友李兴旺、谢景明吃完夜宵正准备结帐时，忽然听到邻桌那伙围着吃火锅的七八人当中有人大喊老闆快来给火锅加水，他们叫了几声不见人来，竟端起火锅扔到地上，接着又一脚将桌子掀翻，准备扬长而去。紧挨着他们桌子坐的黎世东身上被滚烫的油汤弄脏了，这个生性耿直的汉子当即忍不住嚷了一句：“你们身为治安员，吃了东西也不给钱……”话音刚落，两个身着迷彩服的正欲对老闆发火的人立即衝上前来殴打黎，其余的人纷纷操起碗碟、椅子甚至小煤气罐等“武器”，围住三人一阵猛打。黎顾不得伤痛，赶紧向对方道歉并求饶道：“真对不起，都怪我说错了话，请不要打他们两个……”这伙人毫不理睬，在将李、谢二人打得跪在油汤四溢的地上后，又对黎一阵猛打。一个穿制服的用皮鞋踩着黎世东的颈部，另几人用碗、碟、椅狠击他的胸部、下身。四周围观的人见是当地的治安员在打人，没有一人敢上前劝止。
然后，这几个人又逼着浑身是血的黎世冬写下了一张带血的字据后，又当着围观者的面从黎身上掏出了一沓百元人民币，并从中抽出一迭说：“你砸坏了人家的东西，现在拿出500元赔偿损失！”但事后，黎却发现身上不见了1700多元现金，左手戴的一枚金戒指也不见了。餐厅的桌椅、碗碟也被砸得一片狼藉。
直到凌晨3时许，这伙人（其中两人着迷彩服，两人穿无警号警徽的制服，手中还拿着对讲机）才悻悻地开着一辆车牌号为粤A-26410、车头前印有“银河”字样的五十铃农用车，在围观者惊异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黎世东被送至附近的白云区医院后经抢救脱险，经诊断，其头部严重受伤，并伴有较严重的脑震盪，脑后几处有破裂伤口；胸肺严重挫伤，呼吸困难；门牙脱落4颗，无法饮食；睪丸严重挫伤、无法排尿；手足难动。李、谢二人也不同程度地受伤。
案发后，当事人单位即向天河光华街派出所报案，但一直没有一个答案。
12月17日，当我和摄影记者黄皓及《新闻人物报》记者刘华来到白云区医院采访了伤者黎世东后。次日下午，我和刘华又来到事发现场，采访当时的有关目击者。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些人一听说是采访治安员打人之事，不是避而不谈，就是四处躲藏，有的人还好心的劝告记者最好不要再问这件事。
当天下午4时45分，我和刘华前往银河村治保会了解治安员打人事件时，一位胖胖的中年人站在治保会门前大声地阻挡记者上前，并耀武扬威地说：“我们治安队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打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不接受采访！”另一位闻讯赶来的青年人也说：“打架是很正常的，不能都说治安队员不对。”
当我们问及有关车牌号码是否治保会车辆时，对方摇头不语，那中年人说：“不要在这里再啰嗦了，有本事你们儘管查去！”
第二天下午，我和刘华又特意来到事发地的光华镇派出所采访有关此案的处理情况。直等到晚上6时许，我们才获准进入。一位姓曾的民警得知记者来意后说：“这件事我们已查清楚了，但具体情况我们得经过上面有关部门的同意，才能公开。”随同前往了解案情的受伤者黎世东的两位领导忙说：“我们报案已经好几天了，现在特意过来了解有关情况。”但此警官支吾着不说话。
过了一会，旁边一位年轻干警说：“治安员打人是不对的。此事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妥善地协商处理好。”黎的上司表示同意，同时要求派出所让对方过来共同协商赔偿事宜。谁知，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