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刘靓家小住期间，进入了《广东法制报》。虽然我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新闻作品不多，又没有文凭，因此我前往应聘时，领导还是称我还不具备做记者的条件，只是让我做了一名总编助理，即帮助接电话、收发来信、挑选来稿，所有杂事，我都得干，而当时的试用期工资只不过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报社时还要低。儘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不管做什么，总而言之是在报社里；不管让我做什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能写稿子的。果然，我后来采写了好多篇稿子，经过当时一位从羊城晚报退休后来此做老总的老报人的审核，都发了，而且还让我署上“本报记者”字样，有的稿子还上过显着位置。
我已在刘靓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决定搬到外面住。再说我现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钱的收入，我应该自己租房。为了省钱，我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认识了此时在《广东人口报》做编辑的曾华锋。此前，他刚离开《广东法制报》。曾华锋来自湖南邵阳某煤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憨厚老实，谨小慎微，是一介文弱书生，加上我们的年龄相仿，都出自贫困家庭，都有着共同的梦想，学历都不高，因此一见如故，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在法制报时，也像我一样每月只拿350元，后来他因这儿工资太低辞职出来。曾华锋来穗时曾在企业工作过，收入不错，略有存款，但也没有什么钱，总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当时也是单身汉，一人住一间房，每月房租300元，当然不包括水电费。听说我在找房后，他当即邀请我与他合住，所有费用一人一半。这样说来，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钱就可以解决栖身大事，余下的钱，我完全可以对付其他的生活费用了。当时，我们穷得连张床也卖不起，只好从外面检回一些旧纸箱壳外加几层报纸，然后上面就放一张薄薄的凉席，权且当床。码几本书放在床头做枕头。
我们租的房子，是顶层的6楼，夏日的太阳正好在上面的水泥板上当头照晒。我搬到这儿时正是7月份，那悬在头顶上的太阳总是把我们照的小屋烘烤得像火炉，一个小电扇总是开到最大檔，日夜不敢让它停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得难耐，就只好卷着凉席跑到外面的阳台上睡。那上面总是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多个男女，都是在这里租住的外来工。外面蚊子太厉害，只要一出来，那嗡嗡乱叫的蚊子就会欢快地向我们那汗津津的皮肉衝过来，咬得人浑身奇痒难熬。
后来刘靓夫妻也搬了过来。此时刘靓进入了《广东劳动报》做记者。瘦弱的闵红松由于有本科文凭，运气比我好，很快进入了《广东公安报》做记者。他弟弟出国后，就自己租房住，也搬到了我和曾华锋所住的这幢楼里。在这儿住的，还有另外两名流浪记者。我们在这儿住了大半年，后来虽有人搬动，但大体上都是在石碑村范围内，相距的不是很远。这样，我们有时常聚集在一起吹吹牛，或是围在一起玩“斗地主”、“拖拉机”，聚在一起打边炉（南方的一种火锅）。儘管我们都没什么钱，在玩扑克时我们也下赌注，一角两角的，但到了最后，谁赢的钱多，就全拿出来请大家去外面吃夜宵。那个时候，大家虽然都很穷，但玩得还是很开心的。
后来，住在石碑村的那些流浪记者都各奔东西。我则又选择了流浪。骨子里崇尚流浪的我决定去一趟古朴秀美的湘西。于是，我背着一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带着我的瑰丽的文学梦，沿着我所崇拜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生活过的足迹，沿着湘江、沅水，从湘西首府吉首出发，来到了凤凰，来到了这座沈先生家乡的美丽边城。这儿碧绿的江水清澈见底，绕过古老的城墙脚下蜿蜒而过，迭翠的南华山麓倒映江心，真像谁用硕大无朋的神笔挥就的“一幅浓墨浅彩的中国山水画”，美得令人心醉。后来，我又到了歌唱家宋祖英的故乡古丈，路过风景名胜张家界，儘管我知道这儿的景区内有多达三千多座岩峰拔地而起，直耸云天，八百条溪流蜿蜒曲折，是一个融峰、林、洞、湖、瀑于一体的人间仙境，是被人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的圣地，但我知道去那样的景点，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最后，我只能是坐在长途车上望“景”兴嘆了。我从贺龙元帅的家乡桑植进入龙洞，经桃源、石门到常德，最后到达长沙。在湘西那块奇异的土地上流连了40多天，一路流浪，风尘仆仆，但觉收穫很大。两个多月后回到羊城时，我自然又是身无分文了。
每流浪一次，我的生活就贫穷一次，但我的学识会增长一筹，我的眼界也会开阔许多。没钱了，我就回南方打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继续寻梦。这次重返羊城后，我虽没钱租房，但幸而有一帮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特别是流浪记者朋友帮我，所以有段时间，我总是像地下游击队一样四处打游击，直到我重新找到报社后才租了房子。不久，我考进了由广州交警支队主办的《广州红绿灯》报社，做起了主要采访交通安全和交警生活的记者。儘管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由于这是一家专业性较强的报纸，除了写一些不痛不痒的稿子，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我在那里只做了三四个月就辞职了。很快，我又迎来了南国的又一个冬天。
我这一次辞职出来时，身上还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