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看似所谓“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本省政治人物可能就是忘不了过去的悲情，在取得“政治正确”后就开始想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外省人，造成不少外省人的疑虑，甚至危机感。从每次的民调分析数据上也许可以看出这一点：本省人大多数并不在意支持的候选人是本省或外省的，但外省人大多数都还是支持外省的。就像1998年选台北市长时，谢启大在电视上说，她觉得陈水扁市长做得很好，但是不会投票给他，因为对他不放心。
就整个台湾几十年来的历史和大家养成的生活习惯来说，外省人和本省人同样敏感，同样需要尊严，同样要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任何的行政措施或是群众运动，只要掺杂了些排斥贬抑的成分，就很容易会被感受到，然后省籍问题又再次被激化。
1998年的台北市长世纪之战中，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大喊“新台湾人”，成功地破解省籍魔咒。但到了2000年“总统大选”后，省籍问题又再度被激起。到了约2004年时，更到达了空前的高潮，不只是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一直有意无意地在暗示，就连电视节目里也不断在讨论，尤其是政论性节目，不同立场的节目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给观众灌输他们所想传达的意识。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直接谈省籍不“政治正确”，所以这个问题用另一种形式出现，就是“爱台湾”——把这个问题简单地二分为爱台湾或不爱台湾。这个论述就如世界上所有操弄族群的政客语言，将人分为“我们”及“他们”。
当年常常陷入政治风暴的当局便又特别会操弄这种语言，整个台湾社会就这样好像又对立起来。当时的流行语就是：“乡亲啊！这丢（就）是爱台湾啦！”这一句话常见于电视节目及各种选举场子里。在某些人的思考里，什么都可以上纲到“爱台湾”的层次，有点儿夸张而荒谬，所以这句话反而常常被各种综艺节目拿来模仿搞笑，有些节目索性把纳粹那个卍字旗改成爱的注音符号“ㄞ”（音：爱）来作为讽刺。
幸好那股风潮很快就过去了，就跟台湾人的性格一样爱跟风。基本上省籍情结是有的，但我并不认为族群问题在这20年有想像中的那么严重。除了政治人物善于操弄政治语言外，民众都已经慢慢学会对彼此尊重，可能选举时吵一吵，但是选完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朋友还是照样交。为什么前几年看起来会很严重的样子呢？因为过去看起来好像是以外省人为主的政团在主导政治，本省人长期被压抑，压抑一旦释放之后，能量会爆发一段时间，但又会慢慢回归，这段时间过了，就会好很多。过去，非国民党的常常会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但到现在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经过人民投票选举国民党再度得到“政权”，人民意志决定的“政权”怎么能说是“外来政权”呢？
一向善于操纵族群议题的民进党，在2008年的“大选”终于得到教训。所以，过去用这种办法得票或许可以成功，但是将来随着族群意识的淡化，随着台湾越来越民主，用这个方法得票大概就不会成功。一个政党执政与否，看的主要是政绩以及是否有明确的诉求。
2005
在部队里过年
在我进部队不久后，就是12月31日了，这一天就如往常一样，整天都操课。儘管营舍房间的窗户就正对着台北101，但总是越看越郁闷。当天晚上，约好同梯次的弟兄，半夜12点整一起来看101大楼的灯光倒数，结果起床后才知道，原来没一个人醒来。
元旦的勤务对仪队来说是重要的勤务，因为三军仪队都要集合到“总统府”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所以凌晨3点就都醒来。于是，“菜鸟”们只好两点半就起床，准备好全队的早餐，等大部队出去后，继续睡到6点起床，才轮到我们吃早餐。
等大部队早上约8点回来后，会举行一年一次的祭旗仪式，就是把旗官房间里的各种旗帜通通搬到练习场，以鲜花素果供着，全队集合参拜。然后大部队就放假去了，留下菜鸟们用哀怨的眼神羡慕着。
再来就是农历新年了。菜鸟们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初二中午就收假，大吃大喝一顿后，看了两天的影片，第三天开始继续练枪法。每天晚上站哨，听到外面公园还在放爆竹，心情就跌到谷底。
第二年的元旦，隔天3点就要去“总统府”，但是半夜12点还是爬起来跑到顶楼上，跟大家看101的灯光倒数及烟火，因为变油条了。
说起台湾部队的春节假，大部分都是分三批放的。其实早在好几个礼拜前，对于春节时期该怎么分批放假，谁要留守，放几号到几号，表面上看起来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关係啊！留哪一批都可以。”但私底下已经暗潮汹涌，对于回家过年已经是志在必得的事。并且，这一年过完春节马上又有情人节，所以放哪一批就显得很重要。
终于，某天晚上点名时公布了休假时程。第一批是过年前开始放到初二，第二批是过年前一天放到过年后几天，第三批是初二晚开始放，通常没人喜欢放第三批。
“想放情人节的就去登记第三批。不然，到时候就到楼上去打手枪吧！哈哈！”值星官以一贯尖酸刻薄的语气调侃着。不过没有人笑得出来，毕竟大家都想既过年又过情人节。我有了去年初二就被叫回来留守的不愉快经验，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