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来信。
一封来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时扶植的傀儡政权）齐齐哈尔须见部队岩濑队的坂田英一，此人我并不认识。读罢方知，他曾在蒲长驻守过，看到我写给蒲田保君的信中关于战况的介绍，随即写来此信。原来他也参加过徐州战役。
还收到：杉本文男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的明信片、大阪府神保通三丁目小谷八郎的来信，以及森本秀子代笔的《女子青年团》。她的文章风格活泼、诙谐，但内容深奥难懂，显得有些鬆散。
再有是吉峰勇次郎九月十九日寄出的信。信中说，他妻子死于难产。痛失娇妻的他悲痛欲绝，失魂落魄。谨致哀悼。吉峰曾在间人的青年学校供职，后转到福知山商业学校任教。好朋友山添常治的妹妹来信，行文规范，字体秀丽，看来是个聪明姑娘。
另有一封是家住舞鹤，名叫杉井俊子的女孩写来的。只因她送的慰问品偶然地分给了我，我在开封时曾回过一封信，表示感谢。今天她又来信了。她好像是开木屐店的松平重成的邻居，人很漂亮，年方二十。读着这充满纯真而稚气的信，不由得回忆起中学时代的往事。俊子信中说，她在松平家看到了我服现役后拍的照片。看来，我也该回封信才好。
十月二十一日
对汉口的进攻遇到了预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几乎没有进展。敌军碉堡十分坚固，连直径十五厘米炮弹也无可奈何。敌军凭藉大别山，挖掘掩体，死守阵地，久攻不破。他们还配备了防毒面具，我军施放的特种烟雾弹不太奏效。听说，师团司令部竟被敌军迫击炮击中，炸死一名高级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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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乙第114号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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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十月二十日前就能听到攻陷汉口的捷报，目前看来，也许要拼到十一月底。
不论以前多么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经过一年多东奔西跑地作战，身体全拖垮了。近来士兵的体质极差，就像是豆腐里面穿骨芯——撑不住了。常见病患者接连出现，人数超过因战斗负伤的人员。最近，染上疟疾的不少。其他，患肠胃病的人数最多。即便是将来能平安凯旋迴国，我们这些士兵也会减寿好几年。
十月二十四日
从昨天早晨开始发了一整天烧，好不容易到今天早晨才略有好转。由于被怀疑染上急性肺炎，今天也未能随队开赴前线。后来有命令让能在一天内行军十里（指日里，1日里约合
3.9公里。）路追上自己部队的病号出发，而我还是被留了下来，确实遗憾。然而，饭吃不下，走路又打摆子，这种身体状况实在毫无办法，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发高烧超过四十度更倒霉的了。
看来，我是参加不了这次对汉口的攻击战了，在最后的五分钟里彻底倒下了。
从染上疟疾那天起，哪怕是听见一隻蚊子的“嗡嗡”叫声，就会感到无比憎恶，使出浑身解数不让它叮咬，并想尽办法打死它。
生病发烧时，只要稍有好转，就去追想在家生病时受到的种种照顾。其中最让我怀念的是喝年糕红豆汤，吃红薯，而不吃饭。现在，正是红薯最好吃的季节，饭可以不吃，有红薯就行。于是，战友们特地为我搞来一些，由此也勾起我的回忆。至于对年糕红豆汤的留恋，大概是苦于长期没有吃甜食了。
我的身体糟糕得令人绝望。真倒霉，让人从心里厌烦。
在兵站医院里请医生看过，没做什么治疗，只给了些奎宁。吃下后，胃痛得不行。真是治了疟疾，却伤了胃。
第三中队落在最后的十一名伤病员转移到联队本部附近。最近，征收来大量红薯、支那（支那、支那人是战前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蔑称。）大米，副食也品种多样。今天第一次吃上梅干汁腌製的萝卜泡菜，和我梦中的味道一样，真好吃。
今天还遇到了同期入伍的联队通信兵，打听到弟弟的消息。弟弟身体健康，已奔赴前线。我听后也就放心了。
十月二十五日
今天好不容易活动了一下身体，但还是比平时头重脚轻，精神不慡。嘴中无味，舌尖发痛。领了些镇痛药和健胃药。我的诊疗号是二九九号，也就是说在我之前有二百九十八个患者看过病。在我之后，每天病人还会增加。
在一间狭小简陋的支那民宅里挤满了病号。等候就诊的时间很长，起码需要半天。在候诊时，我又浑身战栗，打起了摆子。患者都是常见多发病人，个个精疲力竭，脸色苍白。这时根本分不清谁是支那人、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台湾人。在日本国内无论如何也见不到这种病态、病容的患者，况且大家患的是同样的病：不是疟疾就是肠胃炎。所有的人都是半死不活，站立不住，东倒西歪地瘫坐在地上，实在不成样子。可这时，竟有个宪兵队的上等兵不怀好意地对军医说：病人一到你这儿，就故意显出快要死的样子。宪兵这些傢伙，根本不了解前线士兵的内心痛苦。真该让他们尝点苦头，试试生病、染上疟疾是何滋味。凡事如不亲身经历就不会理解。连中队长竟然也说什么：疟疾根本不是病。实在让人感到遗憾。如果不是病的话，那因染上疟疾而送了命的又是怎么回事？死因是什么？真是没有良心，一派胡言。我要向出此胡言的人说：我们还年轻！
我双臂紧抱蜷缩在土房的地上，倚墙闭着眼睛。忽然听见身旁有人起劲地谈论国内的事情，像是刚来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