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吃过早饭后，奶奶当着我跟花花的面，把她的那根银簪子交给了花花的爷爷，花花穿了一身新衣裳，傻乎乎地笑着，我估计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从这个时候起她就成了期货，而我就是货主。她爷爷则喜气洋洋地咧了大嘴露了一嘴参差不齐的黄牙瞅了我笑个不停，还用手在我脑壳子上拍了拍。我向来讨厌别人拍我的脑袋，我那天没敢反抗，只是缩了缩脖子，我怕如果像对李大个子那样骂他，他就不答应我跟花花的事儿了。
又过了将近半个月，奶奶才实践了她的诺言，带着我进城去了。我敢打赌，跟着奶奶进城绝对是一趟美差，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
从张家堡子到县城得走八十里路，我们要去的县城归陕西管，从狗娃山走，只有五十里，路比较近，也比较好走，我们去得多一些，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归它管，平常我们说“我们县”指的就是它。它也是清剿我们的保安团所在的县城，红鼻子就是这个县保安团的团长。从张家堡子走就比较远了，一路都是山道，正是初夏草木繁茂的季节，我跟奶奶行走在蜿蜒起伏的山道上，山道几乎被两边的黄杨、茴菜、槲木、刺槐还有野山梨、野山杏、酸枣刺种种草本、木本植物的绿荫遮蔽得不透阳光，也不通风，走了一阵子就觉得十分气闷，草丛、树木的枝叶间不时有唧唧啾啾的鸟叫，还有哄哄闹闹嚷成一片的蝉鸣，更加让人觉得燥热难当。来到山樑上，迎面吹来一阵清风，顿时让人觉得清爽舒畅到了极点，朝山下望去，满目苍翠，氲霭缥缈，恍若仙境。近处的山峦巍峨耸立，远处的山峦波涛起伏，让人顿时心旷神怡起来。
奶奶从驴上翻滚下来，在路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招呼我也歇歇。奶奶装成了一个农村老妇，按照当地农民的习惯，把从花花她奶奶那儿借来的头巾包在脑袋上，脸上不知道抹了什么东西，黄蜡蜡地显得年龄大了许多。身上是农村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常穿的黑布大襟褂子，衣襟上还补了一块补丁，裤子是大裆裤，脚脖子上缠着绑腿，裤腿活像一个倒放着扎上了嘴的面口袋。我装成了她的孙子，脑袋瓜子剃成秃瓢，后脑勺上留了一撮气死毛，身上是我平常穿的衣裳，跟农村娃娃也没什么区别。好在我叫她奶奶已经叫顺了口，不用担心说话漏了嘴。最可笑的是我们那条驴，那条驴是抢郝五斤老爷子的，我跟花花就把它叫郝五斤，它竟然已经习惯了，知道那就是它的名字，每次我们一叫“郝五斤”它就跑过来用驴脑袋蹭我们。山里的苜蓿草把它养得又肥又壮，奶奶说当时倒没有看出来，这是一条好走驴。
奶奶从随身带的筐筐里掏出干粮，我们带的干粮是石头馍馍。石头馍馍并不是石头做的，而是杂粮跟白面和在一起，里面掺上花椒叶跟盐，擀成薄饼，然后把石头蛋烧烫，用滚烫的石头蛋把饼烤熟。由于是用石头蛋烤熟的饼，这种饼就坑坑洼洼、硬邦邦的，非常耐放，除了有点硬但非常好吃。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农民，外出带干粮的时候一般都带这种石头馍馍，如果是财东，带的石头馍馍就是白面的。我跟奶奶一人捏了一块石头馍馍啃了起来，奶奶拿出随身带的葫芦，里面装的是清水，如果我们噎住了，就喝两口水把馍馍衝下去，这种馍馍太干了。
奶奶吃好了，抹抹沾着馍馍渣子的嘴，对我许诺：“狗娃子，进了城奶奶领你下馆子吃臊子麵去，再给你要上半斤猪头肉。”
我顿时激动起来，臊子麵是用红萝卜、绿萝卜、豆腐丁、肉臊子、黄花、木耳等炒成“臊子”，再用臊子烩成汤，把擀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麵条用这香味扑鼻的臊子汤泡到碗里，汤里再撒上青翠的香菜、绿油油的葱末儿，拌上油泼辣子，不用吃，光是看看这面这汤的颜色，闻闻这面这汤的味道，就能把人香得忘记了自己姓啥。臊子麵虽然稀罕，可是终究偶尔还能吃到，一般农户家里只要想吃，攒足了劲也能做上一碗解解馋。猪头肉可就不同了，那东西可是难得吃上的稀罕物，一头猪只有一个头，哪有那么多的猪头让人吃?记得上一次品尝猪头肉还是跟大掌柜灭了吃人贼以后，途经县城的时候大掌柜给跟随的伙计们每人要了一大碗猪头肉，每人一大碗烧酒，那天我吃了许多猪头肉，大掌柜光喝酒，没吃多少，他那一份也让我吃了。吃过那一回猪头肉，多少天我都舍不得擦嘴洗脸，有事没事总爱伸出舌头在嘴唇上舔一舔。后来这个毛病让奶奶给治了，她说那是狗才做的动作，人没事哪能把舌头往外头伸呢。我顶撞她：“你吃了饭还伸着舌头舔碗呢。”她说那不一样，舔碗是为了不浪费，舔嘴就是穷鬼毛病。我一伸舌头她就掐我的嘴，我怕她掐我，再说经过这么多日子舌头再舔也舔不出猪头肉的味道了，于是就把那个毛病改掉了。
吃饱喝足了，人腿跟驴腿都休息过了，我就跟奶奶继续赶路。奶奶骑在驴上，我步行还得给她赶驴。八十里路按照我们的速度得走到天黑，好在干我们这行的从来不怕天黑，就怕天不黑。我跟奶奶走得无聊，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閒话，奶奶问我想不想大掌柜，我说当然想了，大掌柜对我好着哩。奶奶就嘆息着说大掌柜活着的时候其实把你当他的儿子呢。我就问她：“奶奶，你咋不给大掌柜生个娃儿呢?”
奶奶又嘆息了：“那一年我肚子上挨了枪子，把子宫打烂了，就不能生娃娃了。”
我问她